食管癌患者家属对筛查及早期诊疗的知识、态度和实践：一项横断面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toward esophageal cancer screening and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mong family members of esophageal cancer pati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针对食管癌（EC）患者家属这一高危人群，系统评估了其关于EC筛查、早期诊断与治疗的知识（K）、态度（A）和实践（P）水平。研究发现，家属虽具备中等知识水平，但态度呈中性，筛查实践参与度不足。知识对态度有正向影响，但对实践呈负向直接影响，态度未发挥中介作用。该研究为针对高危人群制定精准健康教育和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依据。

　　

食管癌是全球范围内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在中国，负担尤为沉重。数据显示，中国占据了全球食管癌病例和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食管癌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在太行山脉区域以及河南、河北、山西等部分高发地区，其死亡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早期发现成为了改善预后的关键。早期食管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以高达86%，而中国食管癌的整体五年生存率仅为30.3%，这凸显了早期诊断的巨大价值。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内镜筛查等高危人群筛查策略已被证明具有成本效益，并被纳入中国的国家指南。指南明确建议，对于包括有食管癌家族史在内的特定高危人群进行定期筛查。

然而，尽管有明确的指南推荐，筛查的参与率仍然不尽如人意。其中，食管癌患者的家属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的高危群体。研究表明，有食管癌家族史的个体，其患病风险比普通人群高出60%到80%。这种风险的增加源于遗传易感性和共同的生活环境因素（如相似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因此，提高这一特定人群对筛查的认知和参与度，对于降低食管癌的整体负担至关重要。那么，这些家属们究竟对食管癌筛查了解多少？他们持有什么样的态度？他们的实际筛查行为又是怎样的？这些知识、态度和行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横断面调查，其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

为了系统地评估食管癌患者家属的知识、态度和实践（KAP）状况，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关键方法。研究于2025年4月至5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共收集到538份有效问卷。核心研究工具是一份自行设计的结构化问卷，该问卷的制定参考了国内权威的食管癌诊疗指南，并经过专家咨询和预调查测试，确保了其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总体Cronbach's α系数为0.795）。问卷内容涵盖基本信息、知识（8个条目）、态度（12个条目）和实践（12个条目）三个维度，并采用不同的计分方式。数据分析采用了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SEM），以探索K、A、P三个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检验知识是否通过态度影响实践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

参与者的基本特征

在538名有效参与者中，女性略多（52.97%），平均年龄为41.17±11.16岁。大多数参与者受教育程度较高（66.36%拥有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居住在城市（69.89%），并且是患者的配偶、子女或父母（55.95%）。知识、态度和实践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9.75±4.84（可能范围0-16）、30.38±7.77（可能范围12-60）和25.76±10.38（可能范围12-60）。单因素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居住地（城市、郊区、农村）、就业状况、吸烟饮酒史以及医疗保险类型等因素显著影响参与者的KAP得分。

知识、态度和实践维度的分布情况

在知识维度，参与者对某些关键临床建议表现出较高的不确定性。例如，关于高危人群应每隔≥2年进行一次筛查（K7）以及筛查发现异常应优先考虑内镜治疗（K11）等问题，分别有26.77%和26.02%的参与者选择了不确定。在态度维度，部分参与者表现出对筛查成本的担忧（9.11%强烈不同意、13.38%不同意自付部分筛查费用A5）以及对早期治疗痛苦小于晚期疾病的怀疑（8.55%强烈不同意、10.78%不同意A3）。在实践维度，行为依从性普遍较低，例如，38.66%的参与者从未注意过家中食物/饮料的温度（P2），40.15%从未向亲属解释过筛查的重要性（P6），高达42.57%的参与者从未做过胃镜检查（P9）。

Spearman相关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表明，知识与态度呈显著正相关（r=0.3192, P<0.001），知识与实践呈显著负相关（r=-0.4748, P<0.001），态度与实践也呈显著负相关（r=-0.2700, P<0.001）。结构方程模型（SEM）拟合良好（RMSEA=0.025, SRMR=0.033, TLI=0.982, CFI=0.983）。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知识对态度有直接的正向影响（β=1.12, P<0.001），知识对实践有直接的负向影响（β=-1.39, P<0.001）。然而，态度对实践的直接影响以及知识通过态度影响实践的间接效应均不显著。这表明，在该研究人群中，知识的增加虽然能改善态度，但并未能通过改善态度来促进筛查实践，甚至知识本身与较差的筛查行为相关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食管癌患者家属在筛查相关知识、态度和实践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尽管参与者表现出中等水平的知识，但其态度总体偏向中性，并未形成强烈的积极取向，而实际的筛查行为更是普遍不足。这种知信行分离的现象在健康行为研究中并不罕见，特别是在预防性而非症状驱动的筛查中。知识对实践的负向直接效应可能反映了随着知识的增加，个体对筛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如经济成本、检查不适感）、风险或复杂性的认知也更清晰，从而反而抑制了参与筛查的意愿。同时，态度未能发挥中介作用，提示单纯提高知识水平可能不足以通过改变态度来有效促进行为转变。

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因素如教育水平、居住地（城乡差异）、就业状况和医疗保险类型是影响KAP的关键因素。教育程度高、居住在城市、有稳定工作和较好医疗保险的参与者通常表现出更有利的KAP状况。这凸显了健康不平等的现象，提示未来的干预措施需要特别关注弱势群体，通过结构性改进（如增加筛查可及性、降低经济负担）来弥补差距。

此外，文化因素也可能产生影响。在中国，家庭成员有时会倾向于向患者隐瞒癌症诊断，这种对癌症信息披露的谨慎态度也可能影响家属自身参与筛查的意愿和与家人沟通筛查重要性的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强调了对食管癌患者家属这一高危人群进行针对性干预的紧迫性。干预策略应是多层次的：在结构层面，需要改善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在教育和沟通层面，需要超越基础知识的传播，致力于解决具体的感知障碍，建立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并提供清晰、可行的行动指南。考虑到数字技术在中国的普及，利用移动健康（mHealth）应用程序等工具进行个性化教育提醒和指导，可能是未来一个富有前景的方向。通过综合性的努力，才能有望缩小知识、态度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最终提高食管癌的早期诊断率，改善患者及其家庭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