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共同抚养孩子的成本有哪些？一项范围综述

《Family Transitions》：What are the Costs of Shared parenting? A Scoping Review

共享育儿在西方国家离婚后日益普遍，但其经济成本研究不足。本文通过六数据库检索（1980-2024），筛选出9项研究，发现双居安排导致育儿成本增加25%-50%，主因是 duplication of housing and fixed expenses. 研究存在术语定义不统一（如 joint custody、shared care）、方法论差异大（定量4篇，定性5篇）及样本集中于高收入家庭等问题。政策启示需加强成本分摊机制，关注弱势群体。

　　
近年来，西方国家离婚后子女双居所安排的比例持续上升，这一趋势与性别平等政策、父母共同抚养权法律改革以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密切相关。早期研究（如Kruk, 2018）指出，传统育儿模式中母亲承担主要抚养职责的观念已逐渐被挑战，但法律框架与社会规范对双居所安排的接受度仍存在显著地域差异。例如，北欧国家（瑞典53.7%、丹麦39.9%、芬兰31.8%）的双居所普及率远高于东欧（如波兰仅2.3%、塞尔维亚5.4%），而澳大利亚从1990年代的9.4%增长至2023年的24.1%，美国同期则从13%攀升至34%。这种差异既反映了法律制度的支持力度（如挪威系统性推行双居所协议），也揭示了社会文化对育儿模式选择的深层影响。

在学术研究中，"shared parenting"的界定存在显著分歧。早期文献（如Pask, 1989）将共同育儿细分为联合法律监护、联合物理监护等类型，但核心争议在于时间分配阈值。多数框架以25%-30%的子女过夜时间作为分界点（如Steinbach, 2019提出25%为最低标准），但不同司法管辖区存在差异（如威斯康星州采用25%分界，而芬兰采用更严格的标准）。这种概念模糊性导致研究结果的比较性受限，例如Augustijn（2023）通过荷兰数据发现对称性双居所（50/50）比非对称性（30-49%）成本增加幅度高出18%，但该结论受限于样本规模和单一国家背景。

经济成本的核心矛盾体现在资源重复配置与成本分摊机制。研究普遍显示，双居所家庭面临25%-50%的额外经济负担（Melli & Brown, 1994；Pask, 1989），主要源于住房、服装、教育用品等固定成本的双重支出。值得关注的是，这种成本结构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尽管父亲参与度提高（如加拿大2019年达21%），但母亲仍承担更多隐性成本。例如，Henman & Mitchell（2001）发现非居所母亲在交通、医疗等支出上的平均额外负担达37%，而父亲仅增加19%。这种差异与政策执行中的性别偏见密切相关，如美国各州 child support 公式普遍沿用联合收入分摊模型，但未充分考虑抚养成本的非对称分配。

方法论层面的争议同样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定量研究（如Schmaus & Bould, 2011；Augustijn, 2023）多采用成本标准化模型（OECD等效标准），但批评者指出这种模型低估了低收入家庭的实际需求（Blecher-Prigat, 2012）。定性研究（如Steinbach, 2019）则强调家庭协商中的动态博弈，发现即使采用50/50时间分配，实际成本分担仍可能呈现梯度差异。例如，芬兰通过国家育儿津贴和住房补贴（Haapanen, 2024）将双居所家庭的财政压力降低42%，而美国依赖私人协商导致42%的案例出现成本纠纷（Haapanen, 2024）。

政策实践中的矛盾点尤为突出。尽管北欧国家通过立法明确双居所安排（如瑞典《父母子女法》），但东欧国家仍普遍沿用"母权优先"原则。研究显示，当父亲收入低于母亲时，双居所模式可能加剧经济不平等（Cancian et al., 2014）。更值得关注的是，现有政策多基于静态成本模型，未能考虑时间柔性对成本的影响。例如，当父母协调育儿时间使托育需求减少30%时，重复性支出可能下降12%（Melli & Brown, 1994），但此类动态优化机制在法律实践中尚未普及。

研究空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长期追踪数据缺失，现有研究多基于截面数据（如2023年澳大利亚数据），难以评估成本分摊的可持续性；其二，跨文化比较不足，仅有3项研究（如Kostense, 2024）涉及非西方国家；其三，政策干预效果评估滞后，如挪威2025年新实施的"双居所家庭专项补贴"尚未有实证研究检验其成本效益。方法论层面，现有研究在成本分类上存在混乱，部分将教育投资归为固定成本（Schmaus, 2011），而另一些将其视为可变成本（Augustijn, 2023），这种分类差异导致结论可比性下降。

未来研究方向需着重解决三大问题：首先，建立统一的成本分类与测量标准，建议参考OECD框架但增加隐性成本（如时间价值）的量化模块；其次，开发动态成本预测模型，整合家庭收入波动、子女成长阶段（如学龄前与青春期的差异化需求）和政策干预变量；最后，加强跨学科研究，特别是法律经济学视角下的制度分析。例如，可借鉴Welling & Bearance（2002）的博弈论模型，结合家庭决策实验法，揭示不同收入情境下父母的成本分摊偏好。

实践启示方面，需重构育儿成本分担机制：在立法层面，建议引入"成本调整系数"，根据子女实际居住比例动态调整支持义务；在政策执行中，可推广芬兰的"双居所家庭服务包"，整合住房补贴、教育津贴和税收优惠；对于低收入家庭，应建立政府主导的联合育儿账户（如加拿大2019年试点项目），通过集中采购降低重复性支出。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正在改变成本结构——远程教育普及使教育成本重复率从2010年的68%降至2023年的52%（Berman & Daneback, 2022），但数字化设备的双重采购仍导致技术类成本增加27%。

当前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三个改进方向：其一，采用混合研究设计，将定量成本核算与质性访谈结合（如Steinbach, 2019）；其二，建立跨国比较数据库，重点追踪法律改革后的成本变化曲线（如丹麦1990-2025年数据）；其三，开发政策模拟工具，预测不同补贴方案对家庭财务的影响（如Haapanen, 2024）。这些改进不仅能提升现有结论的可靠性，更为重要的是可为立法者提供精准的政策工具包，例如针对单亲母亲制定住房共享计划，或对高冲突家庭实施成本补偿机制。

值得警惕的是，双居所模式可能产生新的社会排斥风险。研究显示，当父亲收入低于母亲时，双居所家庭的财政压力指数（FCPI）比单亲家庭高19个百分点（Cancian, 2014），这种差异在拉丁裔和移民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政策设计需纳入补偿机制，如对低收入非居所父母提供交通补贴（参考美国加州2023年试点），或建立联合育儿税收抵免制度。

综上所述，双居所安排的经济成本本质上是制度设计与社会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的研究需突破单一学科局限，建立涵盖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的综合分析框架，同时加强长期追踪与跨国比较。只有通过多维度的实证探索，才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既具科学性又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真正实现"共同育儿"与"公平负担"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