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自然之间的文化与政治调解：环境教育的新视角

《Australia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Cultural and Socio-Political Mediation Between Self and Nature: A Concern for Education

本文针对现代自由主义中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元危机”，探讨了查尔斯·泰勒和安东尼奥·葛兰西思想中文化与社会政治因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解作用。研究发现，通过社会想象、语言、劳动等媒介，自我与自然存在本质联系，为环境教育突破工具理性局限提供了理论路径，对重构生态伦理具有重要启示。

　　

在当代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现代自由主义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正引发深刻反思。这种将人类视为与自然相分离的“封闭自我”的认知模式，不仅导致了生态系统的破坏，更造成了一种隐性的“意义建构危机”——即哲学家扎卡里·斯坦所称的“元危机”。澳大利亚《环境教育杂志》最新刊发的斯宾塞·杰伊斯的研究论文，通过重新解读查尔斯·泰勒和安东尼奥·葛兰西两位思想家的理论，揭示了文化与社会政治因素在调解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关键作用，为环境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

该研究采用理论建构与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了泰勒和葛兰西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通过文本细读和概念分析，研究者构建了“文化调解”和“社会政治调解”两大理论维度，并运用案例阐释这些理论在环境教育中的具体应用。

文化调解视角下的自我与自然关系

泰勒的理论体系揭示了现代性中“封闭自我”的形成机制。这种自我认知将人与自然割裂，导致工具理性主导下对自然的客体化。泰勒指出，人类对自然的理解始终通过文化传统、社会想象和语言媒介进行调解。社会想象作为普通人共享的理解体系，通过神话、寓言等文化形式塑造着人们对自然的认知。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通过“启示-连接”机制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尤为重要的是，泰勒继承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传统，提出劳动是实现自我与自然和解的关键环节——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身，形成动态的共同演化关系。

政治与文化调解中的生态意识建构

葛兰西的哲学实践理论进一步深化了这种调解机制的政治维度。他突破朴素唯物主义的局限，提出“客观性始终意味着‘人类意义上的客观性’”，强调对自然的认知必然通过“常识”和文化历史背景进行调解。葛兰西特别关注劳动作为中介的政治意义：技术组织劳动必须与伦理导向相结合，避免陷入专业主义陷阱。他的“历史集团”概念表明，个体性只能在特定的社会自然关系中实现，这种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霸权关系，蕴含着权力 dynamics（动态）。

环境教育中的调解机制应用

基于两位思想家的理论，研究提出环境教育需要实现五大转向：首先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认识到“人类与生物中心主义存在于一个连续统上”；其次要重视社会想象、叙事文学等文化形式在塑造生态意识中的作用；第三需对导致环境退化的“功能失调文化实践”保持批判意识；第四要将生态问题置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认识到“气候问题也是民主问题”；最后必须关注意义建构危机，通过重塑感知模式帮助学生建立与自然的联结。

这项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突破了环境教育中单纯强调“亲自然体验”的局限，将文化政治维度引入生态伦理建构。通过揭示社会想象、劳动实践、常识改造等调解机制，为化解现代性的元危机提供了具体路径。正如论文所指出的，当环境教育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到“每个关系本质上都是霸权关系”时，才能真正培育出具有批判意识和行动能力的生态公民。这种融合了泰勒文化阐释学和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研究框架，为应对当前复杂生态挑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