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会媒体暴露通过校园受害影响尼日利亚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路径模型研究

《Cambridge Prisms: Global Mental Health》：Modeling the pathway from antisocial media exposure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ough school victimization in Nigeria

本研究针对数字媒体时代学生频繁接触暴力、欺凌等有害内容对其幸福感构成威胁的问题，以尼日利亚高中生为样本，探讨了反社会媒体暴露(ASME)通过教师侵害(TV)和同伴侵害(PV)的序列中介路径对主观幸福感(SWB)的影响。研究发现，ASME虽不直接预测SWB，但会显著引发TV和PV，并通过“ASME→TV→PV→SWB”这一序列路径间接损害学生幸福感。该研究揭示了数字生态与校园人际互动交织影响学生发展的机制，为资源有限地区的校园反欺凌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数字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青少年通过指尖接触的世界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广阔，但也潜藏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人口大国，其互联网渗透率已达45.5%，移动连接覆盖率更高达90.7%，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然而，这种便利的背后是日益严重的“反社会媒体暴露”问题——青少年不经意间就会刷到描绘暴力、物质滥用、仇恨言论和性暗示的图像与视频。这些内容如同无形的毒素，悄然侵蚀着年轻的心灵，但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数字世界的“污染”是否会蔓延到现实校园生活中，并通过复杂的人际互动最终影响学生的幸福感？这正是Tosin Yinka Akintunde博士及其团队在《Cambridge Prisms: Global Mental Health》上发表的研究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

传统的观点或许会简单地将有害媒体内容与青少年心理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但这项研究突破线性思维的局限，创新性地将视角投向了校园这个微观社会系统。研究人员提出一个更精细的假设：反社会媒体暴露可能不会直接降低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而是通过引发校园中的受害经历间接发挥作用。具体来说，接触有害内容的学生可能表现出情绪失调或行为异常，这些变化容易被教师误解为挑衅或违纪，从而导致教师侵害（如体罚、辱骂、忽视）；而教师的负面态度又可能向同龄人传递“这个学生不值得尊重”的信号，进而加剧同伴侵害（如身体欺凌、言语侮辱、社交排斥）。这种“数字风险→教师侵害→同伴侵害→幸福感下降”的连锁反应，构成了本研究重点验证的序列中介路径。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复杂机制，研究团队基于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构建理论框架，将反社会媒体暴露视为影响个体的外层系统（外系统），而将校园中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视为直接影响发展的内层系统（微系统）。理论预测，外层系统的数字风险会通过干扰内层系统的人际互动来影响个体发展，这就为序列中介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

研究团队在2024年1月至5月期间，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目的抽样从尼日利亚三所中学招募了326名学生参与研究。所有参与者均获得家长知情同意，研究方案也获得了相关伦理委员会批准。

研究采用多种经过验证的量表收集数据：使用内容型媒体暴露量表（C-ME）的反社会内容子量表评估反社会媒体暴露（ASME）；采用改编自加利福尼亚学校气候与安全调查（CSCSS）的6项量表评估教师侵害（TV）；使用多维同伴侵害量表（MPVS）评估同伴侵害（PV），该量表涵盖身体、言语、社交和财产侵害四个维度；主观幸福感（SWB）则被操作化为一个二阶潜变量，由主观幸福感量表（SHS）评估的主观幸福感、自评健康项目评估的主观健康以及源自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WHOQOL）心理领域的项目评估的心理健康三个维度共同反映。

数据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该方法适用于小样本复杂模型检验。研究首先评估了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确保构念测量的准确性。然后通过路径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直接效应，最后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重点考察“ASME→TV→SWB”、“ASME→PV→SWB”以及“ASME→TV→PV→SWB”三条间接路径的显著性。此外，研究还通过多群组分析（MGA）探讨了性别和学业水平（低年级SS1 vs. 高年级SS2）对模型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与相关分析

参与研究的326名学生平均年龄为16.16岁（SD=1.21），女生占多数（68.7%），大部分（75.8%）与双亲同住。相关分析显示，主观幸福感（SWB）与同伴侵害（PV）和教师侵害（TV）均呈显著负相关（r=-0.249, r=-0.167）。值得注意的是，PV与TV之间存在强相关（r=0.563），表明这两种受害形式经常共同发生。ASME与PV呈正相关（r=0.123），但与SWB的直接相关不显著，初步支持了中介效应存在的可能性。

测量模型质量

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所有潜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在可接受范围内（0.531-0.933），组合信度（CR）值（0.784-0.893）和平均方差提取率（AVE）值（0.401-0.862）显示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异质-单质比率（HTMT）均低于0.85的临界值，表明各构念间具有良好的判别效度。

直接效应与序列中介效应

路径分析结果揭示了一系列关键发现：

1. 1.
   ASME对TV（β=0.293, p<0.001）和PV（β=0.108, p<0.05）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但对SWB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69, p>0.05）。
2. 2.
   TV（β=-0.123, p<0.05）和PV（β=-0.210, p<0.01）均能显著负向预测SWB。
3. 3.
   TV对PV具有强烈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90, p<0.001），表明教师侵害可能会加剧学生遭受同伴侵害的风险。

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证实了研究假设：

• •
  通过PV的单独中介效应显著（β=-0.023, 95% CI [-0.054,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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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TV的单独中介效应不显著（β=-0.036, 95% CI [-0.073, 0.001]）。
• •
  然而，序列中介路径“ASME → TV → PV → SWB”的间接效应显著（β=-0.030, 95% CI [-0.058, -0.011]），这表明反社会媒体暴露通过先引发教师侵害，再加剧同伴侵害，最终导致主观幸福感下降的链式机制是存在的。

性别与学业水平的差异

多群组分析揭示了模型路径的群体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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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差异：对于男生，ASME能显著预测TV（β=0.458, p<0.05），且父亲受教育程度对SWB有积极影响。对于女生，ASME能显著预测PV（β=0.100, p<0.05），且PV对SWB的负面影响更强（β=-0.340, p<0.001）。这表明男生更易因媒体影响的行为而受到教师负面对待，而女生则对同伴侵害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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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水平差异：在低年级学生（SS1）中，PV对SWB的负面影响显著（β=-0.247, p<0.05）。在高年级学生（SS2）中，TV不仅能预测PV，还能直接负向预测SWB（β=-0.215, p<0.05）。这表明随着学业阶段升高，教师侵害的直接影响变得更为突出。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清晰地描绘了反社会媒体暴露侵蚀学生主观幸福感的隐蔽路径。研究结论挑战了媒体效应直接作用于个体的简单化观点，有力地证明了校园人际互动，特别是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在将数字风险转化为心理社会后果过程中的关键中介作用。核心发现表明，反社会媒体内容本身或许不直接摧毁学生的幸福感，但它会像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首先激起师生关系的涟漪（教师侵害），进而扩散为同伴关系的波澜（同伴侵害），最终侵蚀学生幸福感的堤坝。

这一“数字风险-教师侵害-同伴侵害-幸福感下降”的序列中介路径的证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深化并拓展了Bronfenbrenner的生态系统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应用，具体揭示了外系统（数字媒体环境）如何通过微系统（学校人际关系）影响个体发展的内在机制。这提醒研究者和社会各界，不能孤立地看待青少年的数字媒体使用问题，而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态背景下去理解。

研究的实践意义尤为突出，特别是在尼日利亚等教育资源可能相对有限的 settings（环境）中。研究发现强调，提升学生福祉的干预措施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应加强教师的情感支持和课堂管理培训，帮助他们识别和妥善应对学生可能因媒体接触而产生的行为变化，避免采取简单粗暴的惩戒方式，从而切断从媒体风险到教师侵害的第一环。另一方面，必须着力改善校园氛围，构建积极的同伴关系，有效减少同伴侵害，这将是保护学生免受媒体暴露负面影响、提升其幸福感的最直接屏障。此外，针对不同性别和学业水平学生的差异化路径，干预措施也需要体现精准性，例如对男生群体更多关注其与教师的互动质量，对女生群体则需重点防范和应对同伴侵害。

当然，本研究作为横断面调查，在因果推断上存在局限，且样本来源相对集中。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并纳入家庭环境、个体心理特质等更多变量，以更全面地揭示这一复杂机制。但无论如何，本研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示：在数字时代守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需要我们密切关注屏幕之外的真实世界，特别是他们在学校这个重要生态系统中所经历的人际互动质量。唯有构建起支持性的校园人际关系网络，才能有效缓冲数字世界的负面冲击，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撑起一把坚实的保护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