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全身快速转移的胶质母细胞瘤尸检病例报告及转移机制探讨

《Neuro-Oncology Advances》：10079-CS-7An autopsy case of glioblastoma with rapid systemic metastasis

本文报道一例罕见的新诊断胶质母细胞瘤(GBM)术后3个月发生全身快速转移的尸检病例。研究人员通过系统尸检揭示GBM可转移至肝、肺、心血管系统等罕见部位，并发现肝转移导致患者短期内死亡的特殊临床进程。该研究为阐明GBM转移机制及探索治疗策略提供了宝贵的病理学证据。

　　

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作为最具侵袭性的原发性脑肿瘤，长期以来被认为极少发生颅外转移。这一特殊生物学行为使得GBM的临床治疗主要聚焦于局部控制，而全身性转移风险往往被忽视。然而，近年来随着治疗手段的进步和患者生存期的延长，GBM转移病例的报道逐渐增多，但对其转移机制、临床特征和预后因素的认识仍十分有限。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慈惠医科大学的研究团队在《Neuro-Oncology Advances》上发表了一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尸检病例。该研究报道了一名56岁女性患者，在接受新诊断GBM手术后仅3个月就出现全身多器官转移的罕见临床过程。这一病例不仅挑战了人们对GBM转移潜能的传统认知，更为深入理解这一致命并发症提供了宝贵的病理学证据。

研究人员通过系统的尸检检查，详细描述了GBM全身转移的分布模式和病理特征。研究显示，尽管原发肿瘤接受了手术切除和标准的Stupp方案（替莫唑胺联合同步放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肿瘤仍然通过血行和淋巴途径广泛播散至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多个器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肝脏成为转移的主要靶器官，且肝转移的快速进展直接导致了患者的死亡。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它提示在GBM的随访管理中，需要更加关注全身性转移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接受积极治疗后仍然快速进展的患者。同时，该研究也为未来探索GBM转移的分子机制和开发针对性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临床病理学基础。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临床病例报告结合系统尸检的研究方法。对一例新诊断GBM术后发生快速全身转移的患者进行完整临床资料收集，包括术前影像学评估（脑MRI、全身CT）、肿瘤组织病理诊断（免疫组化检测GFAP、OLIG2等标志物，分子病理检测IDH突变状态和MGMT甲基化状态）、治疗方案记录（肿瘤次全切除术后接受Stupp方案和贝伐珠单抗治疗）以及转移灶确认（肝病灶活检）。最终通过全面系统尸检明确转移范围。

研究结果

病例临床表现

患者为56岁女性，因言语障碍进行性加重就诊。脑MRI显示左颞叶肿瘤，全身CT扫描和血液检查未发现其他部位肿瘤证据。患者接受肿瘤次全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GBM，IDH-野生型，WHO 4级（MGMT启动子甲基化，GFAP阳性，OLIG2阳性）。术后按Stupp方案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术后2.5个月出院继续门诊化疗。

转移发生与诊断

术后3个月，患者出现肝功能急剧恶化，影像学检查发现肝脏多发占位病变。肝病灶活检显示原始肿瘤细胞，但GFAP和OLIG2表达均为阴性，证实为GBM转移灶。患者于术后4.5个月因肝功能衰竭死亡。

尸检发现

系统尸检结果显示，原发肿瘤已播散至中枢神经系统，并转移至肝脏、肺部、心血管系统、骨髓和淋巴结。这一广泛转移模式揭示了GBM具有超出传统认知的转移潜能。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通过详尽的尸检检查，证实了GBM能够发生全身多器官转移的罕见现象。文献报道GBM颅外转移发生率仅为0.4%至2%，最常见的转移部位包括骨骼、淋巴结、肺和肝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肝转移患者的生存期极短，平均仅为1.5个月，远短于其他器官转移的4个月平均生存期。

近年来，已有研究开始关注GBM转移的分子机制，但对转移过程的病理学特征了解仍然有限。本研究的独特价值在于提供了完整的尸检证据，揭示了GBM全身转移的完整图谱。病例中观察到的快速肝转移进展提示，肝脏可能是GBM转移的"优势器官"，这一现象可能与肝脏特殊的微环境因素或肿瘤细胞的特异性归巢能力有关。

此外，转移灶与原发灶在免疫表型上的差异（GFAP和OLIG2表达缺失）也提示，在转移过程中可能存在克隆演化或表型转换。这一发现强调了未来研究需要对原发灶和转移灶进行配对分子分析，以揭示驱动GBM转移的关键分子事件。

本研究的临床意义在于提醒神经肿瘤学家，即使在标准治疗下，GBM仍有可能发生全身转移，特别是在出现不明原因的全身症状时，应高度警惕转移可能性。同时，该病例也为开发针对GBM转移的预防和治疗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临床前模型基础。

综上所述，这一罕见的GBM全身转移尸检病例不仅拓展了我们对这一疾病生物学行为的认识，也为未来研究GBM转移机制和开发新型治疗策略提供了宝贵的病理学依据。随着GBM患者生存期的延长，系统性转移的管理可能成为神经肿瘤学领域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