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如何阻碍心理健康求助？加纳塞基雷南区社区研究揭示经济排斥与内化羞耻的关键作用

《Cambridge Prisms: Global Mental Health》：Effects of Stigma on Help-Seeking Behavior in Mental Health: A Community-Based Study in Ghana’s Sekyere South District in the Ashanti Region

本研究针对加纳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污名对求助行为的抑制机制展开调查。通过基于健康污名与歧视框架（HSDF）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量表（ATSPPH）的横断面研究，发现经济污名（76.8-80.2%）、社会污名（77.1-81.2%）和心理污名（71.9-82.8%）显著降低求助几率（OR=0.48-0.71）。结构性和内化污名产生叠加效应（OR=0.41），为制定多层面干预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全球范围内，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着约4.5亿人，然而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污名（stigma）却成为阻碍患者寻求专业帮助的关键屏障。这种现象在低收入国家和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加纳便是典型代表——尽管有10.7%的人口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但大多数人仍对寻求专业帮助持犹豫态度。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地区，对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心理健康基础设施匮乏的农村社区了解甚少。加纳塞基雷南区作为阿散蒂地区的典型农村区域，正是探究此问题的理想场所。

为深入理解污名如何影响农村地区的心理健康求助行为，由Emmanuel Kofi Nti Brantuo和Emmanuel Kwasi Afriyie等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开展了一项社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成果发表在《Cambridge Prisms: Global Mental Health》上。研究旨在系统调查污名的表现形式、驱动因素及其对求助行为的后果，为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多框架整合的方法论策略，结合健康污名与歧视框架（Health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Framework）和专业心理求助态度量表（Attitudes Towards Seeking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Help Scale, ATSPPH）开发了结构化问卷。研究于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在塞基雷南区四家随机选择的医疗机构开展，共纳入419名参与者（患者、照护者和医护人员）。数据分析采用SPSS 22软件，运用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和多水平逻辑回归等方法。

研究结果揭示了污名的多维度表现及其对求助行为的深远影响。

经济污名：最普遍的障碍

数据显示，经济维度的污名最为普遍。80.2%的参与者经历过财务排斥，78.6%遭遇就业歧视，76.8%面临职场边缘化。这些数字表明，心理健康问题患者在加纳农村社区的经济参与和职业整合面临系统性障碍。

社会污名：人际关系的撕裂

社会污名同样触目惊心：81.2%的参与者遭受过言语虐待，77.1%经历过家庭排斥和社会孤立。这些数据揭示了污名对患者人际关系的破坏性影响，在重视家庭和社区联系的加纳农村社会，这种排斥尤为致命。

心理污名：内化羞耻的沉重负担

心理维度的污名表现出最严重的个人影响。82.8%的参与者存在内化羞耻（internalized shame），71.9%遭受负面标签。近半数（45.8%）参与者经常感受到强烈的羞耻感，凸显了污名对个体心理健康的深层侵蚀。

结构污名：制度性排斥的差异

结构污名在不同领域呈现显著差异。教育排斥高达77.5%，而医疗歧视为49.6%。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加纳《心理健康法案》（2012）在医疗领域的一定成效，但也暴露了教育系统保护的不足。

污名驱动因素：传统观念与制度缺陷并存

研究发现，58.7%的参与者将精神疾病与危险 stereotypes（刻板印象）联系起来，42.9%认为患者缺乏正常能力。结构层面，48.7%指出工作场所保护不足，65.6%报告系统性医疗歧视。错误信息也是重要驱动因素，41.7%担心精神疾病会"传染"，30.8%将其归因于个人失败。

求助态度：矛盾中的希望之光

尽管面临重重障碍，参与者仍表现出一定的求助意愿：60.6%表示在心理健康危机会寻求专业帮助，47.5%相信心理治疗的有效性。然而，负面态度同样普遍，52.5%对心理咨询效果存疑，54.9%将专业帮助视为最后选择，56.3%倾向于自我管理情绪问题。

污名与求助行为的量化关系

多水平逻辑回归分析揭示了污名各维度与求助行为间的显著负相关。模型拟合优度良好（χ²=42.36, p<0.001），解释了31%的求助意向变异（Nagelkerke R²=0.31）。结构性医疗系统障碍的阻碍作用最强（OR=0.48），使服务利用可能性降低52%。家庭排斥（OR=0.53）和内化羞耻（OR=0.53）分别使求助几率降低47%。经济污名与心理污名存在交互效应，二者结合使求助几率进一步降低59%（OR=0.41）。

讨论与启示：多层面干预的必要性

本研究揭示了加纳农村地区心理健康污名的复杂性和严重性，与全球研究一致的是，污名通过多种机制抑制求助行为。然而，研究也发现了独特于农村背景的特点：经济污名的严重程度超过城市地区，表明农村居民面临叠加的边际化；家庭排斥的强烈影响反映了集体主义文化中家庭决策的重要性；教育排斥与医疗歧视的差异则体现了政策执行的不平衡。

这些发现对政策和实践具有重要启示：首先，需要加强反歧视法律在执行层面的落实，特别是在工作场所和教育机构；其次，基于社区的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对纠正错误观念至关重要；再者，应借助宗教组织和家庭等本地信任网络开展抗污名活动；最后，医疗系统需将心理健康服务整合到初级保健中，并培训提供者识别和防止歧视。

研究结论强调，心理健康污名在加纳农村是一个由社会文化信仰和结构缺陷驱动的复杂、多层次障碍。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同时针对公众教育、制度政策和个人自我污名的多层面干预。这些措施对促进加纳农村的心理健康公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3.4（促进心理健康和福祉）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为类似资源匮乏地区的干预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凸显了基于本地背景制定解决方案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