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 Treatment Reviews》：KELIM score: A marker of chemosensitivity in ovarian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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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预后差，75%患者确诊时处于晚期。KELIM评分作为化疗敏感性预测模型，可指导新辅助化疗后二次手术决策，并影响铂类治疗和PARP抑制剂的应用选择。该评分通过CA-125代谢动力学参数预测肿瘤对化疗的反应性，为个体化治疗提供依据。
Federica Adele Ambrosino | Carmela Pisano | Marilena Di Napoli | Jole Ventriglia | Rosa Tambaro | Sabrina Rossetti | Anna Passarelli | Ernesta Cavalcanti | Rossella De Cecio | Francesco Fiore | Sergio Venanzio Setola | Teresa Troiani | Lorenzo Lobianco | Erica Perri | Mariarosaria Lamia | Gabriele Calvanese | Sandro Pignata | Sabrina Chiara Cecere
意大利坎帕尼亚大区路易吉·范维泰利大学（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ella Campania Luigi Vanvitelli）精准医学系，医学肿瘤学专业，那不勒斯，坎帕尼亚大区
摘要
卵巢癌是妇科癌症中预后最差、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主要原因是75%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FIGO分期III-IV期）。目前约50%的患者首先接受新辅助化疗，随后进行间歇性肿瘤减瘤手术。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准确的肿瘤初始化疗敏感性预测因子，因为这可能影响后续间歇性肿瘤减瘤手术的可行性。癌症抗原125的消除率常数K（KELIM）评分是一种用于评估接受新辅助或辅助化疗后进行间歇性肿瘤减瘤手术的卵巢癌患者化疗敏感性的潜在标志物。本文旨在全面概述预测铂类药物治疗反应的潜在因素，重点介绍在临床实践中越来越常用的KELIM评分。
引言
卵巢癌是女性中第七大常见恶性肿瘤，也是导致女性死亡的第八大原因。根据其起源的卵巢组织类型，卵巢癌可分为上皮型、间质型和生殖细胞型，其中上皮型卵巢癌最为常见[1]。
上皮型卵巢癌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是手术结合新辅助（术前）或辅助（术后）的紫杉醇类和铂类化疗[2]。
患者还可以从靶向治疗中获益，例如抗血管生成药物贝伐单抗或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如奥拉帕利、尼拉帕利和鲁卡帕利）[3]。贝伐单抗已被批准用于治疗新诊断的、对铂类敏感的卵巢癌以及复发的卵巢癌患者，因此既适用于一线治疗也适用于后续治疗。相比之下，PARP抑制剂目前被批准作为一线和二线治疗的维持疗法[3][4]。
尽管这些方法对卵巢癌的治疗有效，但卵巢癌仍是一种具有高复发率和较差预后的疾病：大多数患者在3年内会复发，因此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措施，如细胞减瘤手术和化疗[3][4]。确定能够准确预测患者对不同治疗反应的有效因素对于指导临床决策和优化医疗及外科策略至关重要[5]。已经有多种生物标志物和评分系统被用于识别可能对铂类治疗有反应的患者，以及在治疗后监测患者的预后[5]。
本综述概述了卵巢癌患者化疗反应的最常见预测因素，重点介绍了在临床实践中日益应用的KELIM评分。
部分内容
肿瘤初始化疗敏感性在卵巢癌治疗成功中的作用
虽然手术的彻底性和肿瘤初始化疗敏感性都是重要的预后因素，但手术的效果可能因肿瘤初始化疗敏感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一发现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对于晚期卵巢癌患者来说，理想的肿瘤减瘤效果应同时包括生物学上的（通过系统治疗实现）和物理上的（通过手术实现），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存率[6]。目前尚无经过验证的筛查标准能够预测这一点
KELIM评分与新辅助化疗
一项针对134名接受新辅助铂类和紫杉醇类化疗后进行间歇性肿瘤减瘤手术的患者的研究发现，KELIM评分是预测后续铂类耐药复发和生存结果的独立且重要的指标[33]。KELIM评分的高预后价值在另一项回顾性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结论
总之，多项回顾性研究证实KELIM评分是卵巢癌患者化疗敏感性的重要标志物。通过区分高化疗敏感性和低化疗敏感性的患者，KELIM评分能够预测化疗耐药风险并提供重要的预后信息。此外，KELIM评分与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等关键生存指标的相关性进一步体现了其价值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以下可能被视为潜在利益冲突的财务利益和个人关系：Teresa Troiani从Amgen、Novartis Bristol、Pierre Fabre、MSD和Bayer获得了酬金和研究资金；Sandro Pignata从MSD、AstraZeneca、GSK、PharmaMar、Roche获得了酬金，并从Roche、Pfizer、MSD、GSK和AstraZeneca获得了研究资金。其他作者声明与本研究无利益冲突。
致谢
编辑工作由Ambra Corti、Valentina Attanasio和Aashni Shah（意大利米兰Polistudium Srl公司）提供支持，这些工作得到了内部资金的资助。作者感谢Angela Maria Trujillo、Margherita Tambaro、Giovanna Mollo、Maria Giovanna Mormile和Gelsomina Iovine在文献检索方面提供的帮助。
作者贡献
研究构思与设计：SP FA SC；数据收集与分析：FA；手稿撰写：SP FA SC；手稿编辑：SP FA SC JV 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