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阴暗面：马来西亚混合方法分析揭示的发展悖论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Is There an Underside to Economic Growth? A Mixed-Methods Analysis of Malaysia

本文针对马来西亚在GDP高速增长与贫困率下降背景下却出现普遍民众不满的悖论现象，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展开深入分析。研究团队通过56场焦点小组讨论（FGDs）结合定量数据，发现物质生活改善伴随收入支出失衡、多重就业压力、债务增长和族群极化等社会成本。研究借鉴Polanyi的"嵌入性"理论和Hirsch的"社会稀缺"概念，提出经济增长可能削弱社会联结的新解释，对发展经济学中单纯追求GDP增长的范式提出重要修正。

　　

在经济发展史上，马来西亚一直被奉为成功典范——这个东南亚国家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从独立时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贫困率从1970年的50%骤降至个位数。然而，就在统计数据一片大好的背景下，2018年大选却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执政长达60年的国民阵线联盟被投票下台。这一悖论引发了学术界的深思：为什么在经济表现如此亮眼的条件下，民众却表现出普遍的不满情绪？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由M. Niaz Asadullah、Monica Biradavolu、Vijayendra Rao和Kenneth Simler组成的研究团队在《The World Bank Economicross》上发表了题为"Is There an Underside to Economic Growth? A Mixed-Methods Analysis of Malaysia"的研究论文。研究团队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测量指标可能无法全面捕捉经济发展对社会福祉的复杂影响，特别是那些隐藏在数字背后的社会成本和心理感受。

研究团队采用了创新的混合研究方法（Mixed-Methods），将定量数据分析与定性深度讨论有机结合。定量方面，研究利用了马来西亚统计局（DOSM）的长期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贫困与不平等指标，以及世界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库，系统梳理了马来西亚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轨迹。定性研究则更为深入，研究人员在2019年组织了56场焦点小组讨论（FGDs），覆盖473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受访者，包括富裕的雪兰莪州（含吉隆坡郊区）、相对贫困的登嘉楼州以及东马的沙巴州。

研究方法的核心是半结构化讨论指南，围绕五个关键问题展开：代际变化感知、生活成本评估、政府角色认知、私营部门作用以及未来期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还引入了Martin Ravallion设计的相对收入偏好问题，直接探究马来西亚民众对绝对收入与相对地位的重视程度。

研究发现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定量数据确实证实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奇迹"：人均GDP持续增长，贫困率大幅下降，基尼系数从1970年的0.513降至2019年的0.407，表明相对收入不平等有所改善。然而，焦点小组讨论却揭示了经济增长的"阴暗面"。

代际进步与物质改善

研究结果显示，马来西亚民众普遍承认在教育、收入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70.7%的半岛马来西亚焦点小组和46.6%的沙巴小组报告了教育水平的代际提升。一位雪兰莪州的土著（Bumiputera）参与者坦言："我的父母没有上过学，我只读到初中二年级，我的孩子们还在读书，我希望他们能上大学。"农村参与者，特别是来自沙巴的受访者，提到了教育机会的改善："现在的孩子比过去有更多优势。我们以前赤脚走路去上学，现在有很多寄宿学校。"

在贫困减少方面，43.9%的半岛小组和60%的沙巴小组确认了生活水平的代际提升。参与者指出，从农业向工业的就业转变带来了收入增加："25年前，我们从橡胶园转向工业，这些机会带来了收入。"专业职位的增加也促进了收入改善："在我父母那一代，工作不够专业化，他们缺乏技术知识，只能做生意。中收入群体较少，现在有更多专业人士和中收入群体。"

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样得到广泛认可，45.2%的半岛小组和66.6%的沙巴小组报告了交通、住房等条件的进步。一位印度裔参与者回忆道："25年前我的侄子去世时，我们通过丛林道路送他去医院，花了太长时间。现在的道路好多了，有了发展。"

经济增长的阴暗面

尽管物质条件改善，但95.1%的半岛小组和86.6%的沙巴小组报告了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失衡"现象。参与者详细描述了尽管收入增加，但生活成本上升更快，导致实际财务压力增大。

一位雪兰莪州的印度裔参与者生动描述："月底时，我几乎要发疯，因为永远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所有基本开支。需要偿还房屋贷款、汽车贷款、子女教育费用、水费、电费...为了生存，我们预支工资来度过月底，收入不足以满足当今生活水平的日常基本需求。"月收入3000-4000林吉特（约630-830美元）按官方标准属于中低收入阶层，但一位土著参与者指出，这实际上使他们成为"城市贫民"。

73.1%的半岛小组和46.6%的沙巴小组提到需要多重就业和双收入家庭来维持生计。一位华裔参与者表示："大多数在我工资范围内的人实际上都做两份工作。有两份工作更安全。我不能上升，不能下降，我被困在这里，陷入困境。"女性现在外出工作以更好地支持家庭："我为政府工作，有第二份工作，我妻子有自己的生意，从事食品行业。在当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依赖一份工作。妻子也必须工作。"

债务问题也十分突出，参与者普遍反映难以靠当前收入维持生计，面临住房、汽车、学生贷款等各种债务压力。这与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数据显示的低收入家庭高债务服务比率一致。一位登嘉楼州的农村参与者在被问及是否有债务时，小组全体回应："我们都有这样那样的债务。"

压力和不幸福感增加是另一个重要主题。物质需求的满足以心理、情感和精神健康为代价。一位华裔参与者指出："物质方面能提供的，我们孩子这一代更好。但关于心灵和精神的东西，我们并不更好。"一位印度裔参与者补充："过去即使在小房子里我们也睡得好，现在即使有三层楼的房子，我们也无法安心睡眠。"

族群极化加剧同样令人担忧。所有族群的年长马来西亚人都惋惜社会中的极化现象，怀念学校时期友谊容易跨越族群界限的时光。一位土著参与者回忆："现在团结的人少了。过去我和印度人、华人同班，我们沟通良好，现在不是这样了。"一位华裔参与者表示："我50多岁了，在我那个时代，这种族群观念...我毫无概念...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我有各种朋友。"

地区差异：东马与西马的不平衡发展

研究还揭示了马来西亚不同地区间的显著差异。尽管全国发展成果显著，但登嘉楼和沙巴的参与者指出，西马与他们地区的发展轨迹存在巨大不平衡。最强烈的抱怨围绕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这在登嘉楼和城市沙巴的焦点小组中 consistently 出现。

一位城市沙巴参与者感叹："我看到毕业生在零售业工作，但他们学了那么多。有硕士学位的人，工作？Grab网约车司机。太浪费了！"父母担心受过教育的孩子仍然失业并依赖他们："生活更艰难！因为更难找工作。大学毕业的孩子仍然依赖我们。"

那些希望赚更多钱而从较小城镇和村庄迁往城市的人，当意识到大城市较高的生活成本使得迁移不可行时感到失望。一位登嘉楼参与者总结道："似乎在吉隆坡挣5000林吉特和在登嘉楼挣2500林吉特，生活质量差不多。我们有在吉隆坡工作的人因为这个原因返回登嘉楼。"

沙巴特有的问题是，基础设施收益在西马较为均匀，但在沙巴则参差不齐。农村受访者仍然关注该国其他地区已基本满足的基本基础设施需求：道路、电力、Wi-Fi连接和学校。一位农村沙巴参与者指出："半岛有很多发展，他们有好的道路，我们仍然使用河流作为交通工具。"另一位补充："看你的手机，这里完全没有信号。在这个地区我们仍然使用对讲机。我们想要连通性。"

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偏好差异

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发现是不同地区对相对收入与绝对收入的偏好存在显著差异。参与者被要求在两种情景中做出选择：情景1是自己收入300林吉特，他人平均200林吉特；情景2是自己收入600林吉特，他人平均800林吉特。

结果显示，沙巴州有70.1%的参与者偏好较高相对收入，而雪兰莪州仅有26.9%。在雪兰莪州内部，华裔群体对绝对收入的偏好最高（81.1%），土著为62.2%，印度裔则相对均衡（50.6%选择绝对收入）。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发展程度地区民众价值取向的显著区别。

偏好绝对收入的原因多与财务安全相关："我们有这么多承诺要支付，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更多。"而偏好相对收入的参与者则强调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我想比别人挣得更多"，"我们必须比别人挣得多，如果我们挣得少，生活就会困难"。沙巴参与者更直接表达了对相对地位的重视："因为我想要比别人更富有（笑）"，"比别人好一点是一种舒适的感觉，你在一个安全的位置"。

理论解释：Polanyi与Hirsch的视角

研究团队引入Karl Polanyi和Fred Hirsch的理论框架来解释马来西亚的悖论现象。Polanyi在《大转型》中提出，经济生活始终深深"嵌入"（embedded）社会和政治关系中。自调节的自由市场理念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种制度"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而不湮灭社会的人类实质"。将土地、劳动力和货币等"虚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ies）商品化，会使个人和家庭从保护性、互惠的社会制度中"脱嵌"（dis-embedded），使他们受控于匿名市场，从而产生不满和社会失序。

Hirsch则提出增长的"社会限制"（social limits）理论，认为一旦经济增长达到基本物质需求满足的程度，"对具有公共（社会）特性的商品和设施的需求变得越来越活跃"。由于"个人从商品和服务中获得的满足感在越来越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消费，还取决于他人的消费"，互联偏好（interconnected preferences）导致从"绩效"竞争转向"位置"竞争，增加对"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的偏好。

研究发现与两种理论都有一致之处。一方面，民众表达的无归属感、对更简单、压力更小、社会联系更紧密时代的渴望，符合Polanyi的"脱嵌"概念。另一方面，物质需求满足过程中许多原本免费的事物变得昂贵，特别是公共空间和土地的获取权丧失，中低收入阶层不得不居住在拥挤的多层公共住房中，需要额外工作时间和双重工作来应对高生活成本，导致债务压力和压力增加，这与Hirsch的"社会稀缺"逻辑一致。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马来西亚的案例揭示了经济增长可能带来的复杂社会后果。研究表明，单纯依靠GDP增长和收入指标无法全面衡量发展质量，必须关注增长过程中的社会成本和心理感受。研究结果对发展政策有多重启示：

首先，对增长质量的评估需要超越传统经济指标，纳入社会联结、心理福祉等维度。政策制定应关注增长过程中的分配效应和社会外部性，而不仅仅是增长速率。

其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需要更加均衡，特别关注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沙巴和登嘉楼等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滞后问题表明，区域平衡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教育扩张需要与就业机会创造相匹配，避免高学历人群的就业不足问题。同时，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发展同样重要，不应过度强调大学教育。

第四，社会政策需要关注债务问题和财务安全，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脆弱性。金融教育和债务管理支持可能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最后，族群关系的维护需要持续努力，避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社会极化。促进跨族群交流和理解的政策干预十分必要。

这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定量数据与深度质性分析相结合，揭示了官方统计数据背后的人民真实感受和体验。研究方法上的混合方法（Mixed-Methods）设计为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范式，强调数字与叙事、统计与故事相结合的重要性。研究结果不仅对马来西亚有直接政策参考价值，也对其他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经济增长的阳光之下，可能隐藏着需要被看见和应对的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