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教育中如何尊重身份认同?——从亚裔族群代表性不足看医师队伍多样性建设

《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How Do We Honor Identities in Medical Education?

【字体: 时间:2025年12月20日 来源: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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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针对美国医学院中亚裔族群内部(菲律宾、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裔)代表性不足问题,通过分析AAMC细分数据,揭示其与人口比例失衡现象。研究强调以同质性理论为基础,结合GME阶段细分数据运用,为构建能反映患者多样性的医师队伍、推进健康公平提供关键策略。

  
当一位患者走进诊室,看到医生与自己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或能用自己的母语交流时,一种无形的信任纽带便悄然建立。这种被称为"同质性(homophily)"的现象,正是医疗关系中建立信任的关键起点。然而在美国医学教育体系中,某些特定族群在医师队伍中的代表性却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严重不符。2025年发表于《Journal of General Internal Medicine》的研究评论《How Do We Honor Identities in Medical Education?》尖锐指出: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老挝裔医学生在美国医学院中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人口占比,这种代表性不足问题不仅影响医疗公平,更阻碍了医患信任关系的建立。
研究团队以Yang等人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深入分析了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的细分数据,将自称为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菲律宾、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老挝、巴基斯坦、台湾、越南或其他亚裔的男女申请者和入学者,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代表商数进行比较。结果清晰显示,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老挝裔的申请者和入学者均处于代表性不足状态。
这种代表性不足的缓解策略因最高法院2023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案"的裁决而变得更加复杂,该裁决禁止在招生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评论指出,这些族群面临的教育、社会经济学多重挑战,以及政策环境的改变,共同导致了医学殿堂门槛的不平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平等模式并非亚裔独有——美国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在生物医学和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严重缺失就是另一明证。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提出将关注点从医学院招生延伸至研究生医学教育(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GME)阶段。GME是医师职业身份形成、亚专科选择和服务社区确立的关键时期,然而目前对此阶段的细分数据利用仍十分有限。通过分析GME中的族群分布模式,可以洞察哪些人能够完成培训以及他们最终的服务地点,因为来自历史上被边缘化社区的医生更可能回到那些社区执业,而语言一致性照护(language-concordant care)已被证明与提升信任度、治疗依从性和预后改善密切相关。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基于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的数据集,采用族群细分(disaggregated data)分析方法,将13个亚裔族群的申请者和入学者信息与美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代表商数对比。通过量化比较揭示代表性差异,并结合最高法院2023年 affirmative action(平权行动)裁决后的政策影响分析,采用文献回顾法验证同质性理论在医患关系中的重要性。
研究结果
亚裔族群内部的代表性差异
通过细分数据分析发现,亚裔并非铁板一块的群体,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老挝裔医学生在代表商数上显著低于其他亚裔族群,这种差异在申请和入学两个环节均存在。
政策环境对多样性努力的影响
最高法院2023年裁决后,Nguyen等人的研究显示医学领域中代表性不足群体(包括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黑人和西班牙裔学生)的入学率和录取率下降,这种变化在之前没有州级平权行动禁令的州尤为明显。
GME阶段的数据利用不足
尽管GME是医师 workforce(劳动力)成型的关键阶段,但此阶段的细分数据很少被系统性地用于识别差距、调整培训目标或加强针对性培养路径。
身份认同对医疗质量的多维影响
同质性不仅限于种族和民族,还涉及语言能力、社会经济地位、残疾状况等多重身份维度。在加利福尼亚州,并非所有菲律宾裔医生都能说他加禄语,而会说西班牙语的医生比自认是拉丁裔/西班牙裔的医生更多,残疾医师的比例也远低于残疾人群的比例。
教育支持途径的有效性
针对美国原住民/阿拉斯加原住民群体的支持性研究教育机会已证明能有效打破障碍、建立信心,并通过校友导师制利用社会同质性形成良性循环。类似发现也适用于第一代大学生群体。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明确指出,构建能够反映美国日益多样化人口需求的医师队伍,必须超越单纯描述不平等现象,转向有意识地利用细分数据塑造医疗教育全过程。身份认同的尊重不应仅限于医学院招生阶段,而应贯穿至GME及后续职业发展,通过识别特定族群的差距、将培训与社区需求对齐、加强语言和文化一致性医师的培养路径,实现从"承认问题"到"主动设计解决方案"的转变。
研究强调,联邦学生贷款限制可能风险"创造一种医学种姓制度,其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决定谁成为医生,还决定他们在何处执业以及为谁服务"。因此,在政策限制日益严格的背景下,开发创新性的多样性策略变得尤为紧迫。最终,只有当我们真正尊重并整合医师和患者的多重身份认同,才能履行医学教育的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照护,为社区创造更佳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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