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2009-2019年腹腔镜减重手术后腹壁疝手术发生率：一项基于注册登记的研究分析

《Hernia》：Incidence of ventral hernia surgery after laparoscopic bariatric surgery in Sweden: a registry-based study 2009–2019

本研究针对腹腔镜减重手术后Trocar部位疝（TSH）发生率不明确的问题，通过链接瑞典肥胖手术注册中心（SOReg）与国家患者登记库（NPR），对2009-2019年接受腹腔镜Roux-en-Y胃旁路术（LRYGB）或袖状胃切除术（LSG）的64,124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显示：五年累积腹壁疝手术发生率为2.9%（CI 2.8-3.1），LRYGB组发生率显著高于LSG组（p<0.001）。该研究首次在大规模人群中量化了减重术后症状性腹壁疝的长期手术风险，为临床预防策略提供了循证依据。

　　

随着全球肥胖患病率的持续攀升，减重手术已成为治疗病态肥胖最有效的手段。其中腹腔镜技术因创伤小、恢复快等优势成为主流术式。然而，微创手术并非毫无隐患——Trocar部位疝（Trocar Site Hernia, TSH）作为腹腔镜手术特有的并发症，犹如隐藏在胜利光环下的暗礁，时刻威胁着患者的长期安全。尽管临床观察发现TSH可引发肠管嵌顿甚至绞窄等急症，但其真实发生率始终迷雾重重：既有研究结果差异悬殊（0.5%-40%），且多存在随访时间短、检测方法不统一等局限。更值得关注的是，袖状胃切除术（Laparoscopic Sleeve Gastrectomy, LSG）作为近年增长最快的减重术式，其术中需扩大Trocar切口取出胃标本，理论上可能增加TSH风险，但与经典术式Roux-en-Y胃旁路术（Laparoscopic Roux-en-Y Gastric Bypass, LRYGB）的比较证据尚显匮乏。在此背景下，瑞典乌默奥大学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覆盖全国十年数据的大规模注册登记研究，旨在揭示腹腔镜减重术后腹壁疝手术的真实发生率，并深入比较不同术式的风险差异。

研究团队采用注册登记数据联动分析技术，将瑞典肥胖手术注册中心（Scandinavian Obesity Surgery Registry, SOReg）与瑞典国家患者登记库（National Patient Register, NPR）进行关联，纳入2009-2019年期间接受初次腹腔镜减重手术（LRYGB或LSG）的所有患者。通过提取腹壁疝手术的操作代码（KVA分类）与诊断代码（ICD-10-SE），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计算累积发生率，并利用Breslow检验比较不同术式间的风险差异。

患者特征与随访

研究最终纳入64,124例患者，其中LRYGB组52,020例（81.1%），LSG组12,104例（18.9%）。两组患者在基线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LRYGB组患者基线BMI更高（42.1 vs 39.6 kg/m²），合并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10.3% vs 7.3%）、高血压（25.7% vs 20.0%）及糖尿病（14.1% vs 8.9%）的比例均高于LSG组。全队列平均随访时间达67±36个月，LRYGB组随访时间（74±34个月）显著长于LSG组（34±22个月），这主要源于LSG在瑞典的推广应用较晚。

腹壁疝手术发生率

五年累积腹壁疝手术发生率为2.9%（95%CI 2.8-3.1），总体发生率达4.7%（95%CI 4.5-5.0）。从首次减重手术到腹壁疝修补的平均间隔为36±28个月（范围0-129个月），表明此类并发症可发生于术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诊断代码分析显示，仅60%的腹壁疝诊断患者最终接受了手术干预，提示存在相当比例的保守治疗病例。

术式间差异分析

LRYGB组发生腹壁疝手术的风险显著高于LSG组（Breslow检验p<0.001）。为平衡随访时间差异，研究人员特别对2014-2019年数据进行了亚组分析（此时LSG占比已超三分之一），结果显示差异依然显著（p=0.001）。Cox回归模型发现手术方式与时间存在交互作用（p<0.001），表明两种术式的风险差异随时间动态变化。值得注意的是，LSG组从减重手术到疝修补的时间间隔（20±16个月）显著短于LRYGB组（37±28个月），可能反映了两组患者疝形成机制的差异。

疝类型分布

在1,947例接受疝修补的患者中，最常见的术式为切口疝修补（52%），其次为脐疝修补（36%）。这一分布印证了脐部Trocar切口是TSH的高发部位，但也反映出当前编码系统无法精确区分原发脐疝与Trocar部位疝的局限性。

本研究通过十年的大样本数据证实，腹腔镜减重术后需手术干预的腹壁疝并非罕见并发症。尽管LSG术中需扩大Trocar切口，但其术后疝修补发生率反而低于LRYGB，这一反直觉的发现提示疝形成机制可能涉及更复杂的因素（如患者选择偏倚、缝合技术差异等）。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基于国家层面注册数据，量化了症状性腹壁疝的长期负担，为临床医患沟通、术后随访策略制定提供了精准参考。然而，编码系统的局限性也暴露出当前疝疾病分类体系的不足——建立TSH特异性编码应是未来注册登记研究的改进方向。随着减重手术数量的持续增长，即使保持现有的低发生率，绝对患者数仍将构成显著的医疗负担。因此，下一步研究应聚焦于识别高危患者群体、优化Trocar切口闭合技术，最终降低这一隐匿并发症对患者长期生活质量的影响。

（注：本文解读基于《Hernia》期刊2026年第30卷发表的原始研究，作者Sandra Ahlqvist等来自瑞典乌默奥大学，研究设计遵循STROBE声明，统计方法经瑞典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号2021-055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