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念与情绪调节在大学生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Scientific Reports》：The serial mediating effects of mindfulness and emotion regulation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ollege students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体育锻炼如何提升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制问题，开展了体育锻炼、正念(MAAS)、情绪调节(ERQ)与主观幸福感(SWB)的链式中介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体育锻炼对SWB无直接效应(β=-0.04)，但通过正念(中介占比23.81%)、情绪调节(33.33%)及其链式路径(42.86%)产生显著中介作用。该研究为通过心理干预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当代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大学生群体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心理压力挑战。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关键指标，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已成为贯穿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议题。尽管大量研究证实体育锻炼能产生积极心理效应，但关于“体育锻炼为何能提升幸福感”这一根本问题，其内在影响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阐明。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变量关系探讨，对于正念（Mindfulness）、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等多重心理变量在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缺乏系统验证。

为深入揭示这一心理机制，由宋娟、郭克雷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基于积极心理学理论框架，创新性地构建了“体育锻炼→正念→情绪调节→主观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模型，旨在系统考察体育锻炼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团队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对来自中国11所高校的701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运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和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在研究设计上，团队采用了多种经过信效度检验的标准化量表：采用吴周阳修订的体育锻炼定量表评估运动参与水平，使用Campbell等人编制并经王东香修订的主观幸福感量表测量SWB，通过Brown和Ryan开发、陈思怡修订的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评估正念水平，以及Gross和John编制、王力等人修订的情绪调节问卷（ERQ）测量情绪调节策略。这些工具的共同应用确保了数据采集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研究结果揭示了令人瞩目的发现。首先，相关性分析显示各变量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体育锻炼与正念（r=0.28, p<0.01）、情绪调节（r=0.26, p<0.01）及主观幸福感（r=0.17, p<0.01）之间均存在显著关联，为正念和情绪调节的中介效应验证奠定了基础。

在中介效应分析部分，研究得出三个关键结论：第一，体育锻炼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0.04, p>0.05），假设H1未成立，这表明体育锻炼对幸福感的影响完全通过中介变量实现。第二，正念（β=0.28→0.17, p<0.01）和情绪调节（β=0.11→0.62, p<0.01）分别发挥独立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3.81%和33.33%，假设H2和H3得到验证。第三，链式中介效应检验显示，“体育锻炼→正念→情绪调节→主观幸福感”路径显著（β=0.54→0.62, p<0.01），中介效应占比达42.86%，假设H4成立。总中介效应占总效应（β=0.21）的79.05%，表明正念和情绪调节在体育锻炼与幸福感之间起着关键桥梁作用。

讨论部分深入剖析了这些发现的深层意义。研究表明，体育锻炼通过提升个体的正念水平，增强对当前体验的觉知和接纳能力，进而改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最终提升主观幸福感。这一发现从心理机制角度解释了体育锻炼产生积极心理效应的过程：正念作为高级心理过程，通过减少对固有模式的依赖和默认反应，显著降低负面思维发生率；而情绪调节则通过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和表达抑制（Expressive Suppression）等策略，帮助个体建立积极的情绪体验循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念与情绪调节的协同作用（β=0.54）表明，高正念水平个体更倾向于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这为设计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方案提供了理论依据。

该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验证了正念与情绪调节在体育锻炼与主观幸福感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揭示了“身体运动-心理技能-情绪管理-幸福体验”的完整作用路径。这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体育锻炼促进心理健康机制的理解，也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实践指导：通过将正念训练和情绪调节策略培养融入体育锻炼课程，可更有效地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水平。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干预实验进一步验证。此外，自陈式问卷可能存在的期望效应和自报告偏差，建议后续研究结合行为观察、访谈或生理测量等客观评估方法，提高结论的普适性。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揭示了正念和情绪调节在体育锻炼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间的复杂中介机制。研究发现不仅为运动心理学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通过体育锻炼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干预路径，对推动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