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脑电直线：围术期与重症监护中医源性脑电抑制的警示与对策

《Intensive Care Medicine》：The silent line: confronting iatrogenic cerebral suppression in the perioperative and critical care settings

本文针对围术期与重症监护中普遍存在却常被忽视的医源性脑电爆发抑制（BS）现象展开分析。研究者通过综述现有证据指出，BS与术后谵妄（POD）、死亡率上升等不良结局密切相关，并呼吁将脑电监测提升至与心电图监测同等的紧迫性。文章提出通过流程化脑电监测（pEEG）与多模态策略避免过度镇静，为脑保护提供了实践方向，对改善患者神经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在重症监护室（ICU）和手术室里，医护人员对心电图的寂静直线——即等电位线——会立即启动抢救程序，因为这意味着心脏骤停。然而，当同样寂静的直线出现在脑电图（EEG）上时，却常常被忽视甚至误读为“麻醉深度适宜”的标志。这种双重标准背后隐藏着一个严峻的临床问题：医源性脑电爆发抑制（Burst Suppression, BS）——一种由镇静或麻醉药物过度使用导致的脑电活动深度抑制状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BS与术后谵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 POD）、长期认知功能障碍及死亡率升高密切相关。尽管临床指南推荐在ICU中实施浅镇静（如Richmond Agitation-Sedation Scale, RASS评分0至-1），但深镇静仍普遍存在。由于缺乏直接脑功能监测，医生常依赖血流动力学参数判断镇静深度，导致药物过量。BS并非脑死亡时的电静息，而是大脑在代谢仍活跃的状态下被药物强制“沉默”，其病理生理机制涉及神经元网络完整性破坏和脑代谢稳态失衡。

为系统阐述这一问题，Massimo Lamperti与Francisco A. Lobo在《Intensive Care Medicine》发表综述，通过整合多项临床研究数据，指出BS是围术期和重症监护中可预防的脑损伤标志。作者强调，应像重视心电寂静一样重视脑电寂静，并倡导将流程化脑电监测（Processed EEG, pEEG）纳入常规监护体系。

研究方法概述

本文为综述性研究，未涉及原始数据收集，但基于文献系统回顾分析了BS的临床意义与干预策略。关键方法包括：

1. 1.
   引用多中心观察性研究及Meta分析，比较BS与非BS患者的POD发生率、死亡率等结局；
2. 2.
   探讨pEEG在指导镇静滴定中的应用，并综述其减少BS持续时间和麻醉药用量的证据；
3. 3.
   提出多模态脑保护策略，结合原始EEG判读（如癫痫或缺血事件识别）、谵妄评估工具（CAM-ICU或ICDSC）及疼痛管理，以优化镇静方案。

研究结果

BS与不良结局的关联性

多项研究证实，BS是POD的独立危险因素。在手术患者中，即使低浓度挥发性麻醉药也可引发BS，并显著增加POD风险（OR 1.5–2.0）。在ICU机械通气患者中，BS存在时间与谵妄发生率呈正相关，且与死亡率升高相关（HR 1.3–1.8）。

pEEG的干预价值

pEEG通过简化脑电信号显示，帮助临床医生实时调整镇静药物剂量，避免脑电抑制。Meta分析显示，pEEG引导的麻醉管理可使POD发生率降低30%（RR 0.70, 95%CI 0.56–0.88），同时减少术中麻醉药用量约15%。

多模态策略的必要性

单一依赖pEEG存在局限性，需结合临床评估与生理参数。例如，对于肌肉松弛患者，临床量表（如RASS）无法反映真实意识状态，此时pEEG可提供客观补充。此外，疼痛引发的躁动易导致镇静过度，因此镇痛优化是避免BS的关键环节。

结论与意义

本文明确指出，医源性BS是围术期和重症监护中可干预的脑损伤信号。作者呼吁临床工作者摒弃“脑电寂静无害”的陈旧观念，将脑保护提升至与心、肺功能监护同等的优先级。通过推广pEEG引导的个体化镇静方案，并整合谵妄筛查、镇痛管理等多模态措施，可有效降低BS相关神经并发症风险。这一范式转变不仅契合“首先不伤害（primum non nocere）”的医学伦理，更有望改善重症患者的长期生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