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精英结构的本土化转型与包容性发展：基于120年科学院院士数据的实证研究

《Nature Human Behaviour》：Indigenization and inclusion in Chinese academia

本文聚焦中国学术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结构性变迁，为探究学术精英构成如何反映国家科技战略转型，研究人员系统分析了1905-2023年间3,534名院士数据。研究发现：尽管全球化深化，本土培养院士比例持续上升至82.71%，西部学者和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显著增加，但海归精英存在回国后科研绩效下滑现象。该研究揭示了学术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张力，为理解中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可持续性提供了重要镜鉴。

　　

在当代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国家科学院院士群体的构成变化往往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学术发展水平和科学声望的重要晴雨表。中国作为新兴的科技强国，其学术精英体系的演变轨迹尤其值得深入探究。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学术界却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趋势，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层逻辑？学术精英的构成变化又如何影响中国科技创新的未来发展？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中国自身的学术生态，也对全球科技治理格局具有重要启示。

为系统解析这一复杂议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Nature Human Behaviour》发表了题为"Indigenization and inclusion in Chinese academia"的突破性研究。该研究通过构建1905-2023年间跨度达120年的历史数据库，收录了3,534名中国各时期科学院院士的完整档案，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中国学术精英结构变迁的深层规律。

研究团队采用了多源数据融合的研究策略。首先通过档案挖掘和网络爬虫技术，系统收集了翰林院、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CAS)、中国工程院(CAE)和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的院士数据。针对科研绩效评估，研究采用Scopus数据库的H指数、引用次数等指标，并进行了领域归一化处理以消除学科差异。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分析教育背景集中度，采用基尼系数评估院士地理分布的均衡性，同时通过线性混合效应回归模型(LMER)探究关键因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研究结果呈现出几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海归学者比例下降与学术本土化

数据显示，尽管全球化不断深入，中国院士群体中拥有海外最高学历者的比例却从1957年的33.33%持续下降至2023年的24.8%。这一趋势在科学院领导层中尤为明显——1949年领导班子中海外学历者占4/5，而2024年已降至0/7。不同学科领域呈现差异化格局：工程科学领域本土培养院士比例最高达91.41%，生命科学领域本土化速度最快，从2009年的55.93%升至2021年的79.21%。研究还发现导师-学生关系在院士评选中发挥重要作用，35.62%的院士曾师从院士，且这些"学术传承"者当选年龄更轻(51.57岁vs53.14岁)。

西部学者代表性提升与地域均衡

通过HHI指数分析发现，院士出生地地理集中度从1905年的0.51显著下降至2021年的0.22。西部省份呈现"人才逆流"现象，当地学者无需迁往一线城市也能获得院士席位。政策倾斜效应明显——西部院士虽年龄更轻(平均出生于1962.44年)，但科研产出较东部同行低10.18%(归一化H指数)。省级院士分布与教育经费、研发支出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拨款分配高度相关(P<0.001)。

全球南方国家在外籍院士中占比上升

1994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外籍院士制度逐步完善，地理分布集中度HHI从1994年的0.76降至2023年的0.13。"一带一路"倡议(BRI)实施后，来自合作国家的院士比例显著增加。尽管发展中国家院士平均年龄更大(出生于1950.74年)，但科研绩效较发达国家院士低25.95%(归一化引用次数)。国际合作关系分析显示，中美英日等国的院士数量与合作论文数高度相关(Pearson's r>0.95)。

海归精英回国后的科研绩效变化

针对27名精英海归学者的追踪发现，回国后三年内论文数量下降18%，当选院士后进一步下降26%。这种下滑主要体现在第一/单独作者论文，而最后作者论文影响较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回国后科研经费显著增加——恢复中国国籍后经费增长36%，全职回国后增长59%。其合作研究的中国资金占比在回国五年内增长165%，国籍转换后增长73%。

研究结论指出，中国学术体系正经历从"国际化"向"本土化"的战略转型，这一转变既体现了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决心，也带来了人才循环与科研绩效的新挑战。院士地理分布的"近乎完美平等"(基尼系数0.190)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平等平等"的深层矛盾。对于海归精英而言，学术官僚体系、机构僵化以及回国后的角色转换压力，都可能影响其科研产出。

该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突破了学科壁垒，将个体轨迹与制度演变置于学术发展、科学进步和全球化的多维语境中考察。实践层面，研究结果为优化人才政策、完善科研评价体系提供了实证依据，不仅对中国具有参考价值，也对新兴科技国家的学术治理具有启示意义。在西方"脱钩"和"去风险"战略背景下，中国学术界的本土化转向可能进一步强化，如何平衡国际化与自主性、精英导向与包容发展，将成为未来科技人才政策的核心议题。

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历史数据完整性不足、科研指标难以全面衡量学术贡献等。未来研究可结合更丰富的质性方法，深入探究院士选举的微观机制及其与宏观科技政策的互动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学术本土化既可能增强科技自主性，也可能影响国际学术声誉，这一悖论需要更辩证的审视与更精细的政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