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足够的体育活动（PA）对维持儿童和成人的健康及预防慢性疾病至关重要（Anderson & Durstine, 2019）。因此，通过一致和客观的方法精确准确地测量个体的PA是必不可少的（Hayes et al., 2019）。加速度计在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以量化PA并克服自我报告方法的局限性（Tebar et al., 2022）。ActiGraph是一种常用的加速度计，它相对便宜、可靠且有效（VandeBunte et al., 2022）。尽管ActiGraph具有显著的优点，但其佩戴依从性在不同研究和人群中存在差异，这对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个挑战。依从性是指参与者按照既定协议指示佩戴ActiGraph设备的程度（Crumbley et al., 2024; Yang et al., 2022）。通常通过ActiGraph佩戴时间占所需总测量时间的百分比来评估依从性。
针对儿童和成人的研究显示，在有效数据收集日，平均佩戴时间分别为：儿童12.7至13.1小时/天（Br?nd et al., 2019; Crumbley et al., 2024），成人11.2至13.9小时/天（Duncan et al., 2018; Lee et al., 2013; Sharpe et al., 2011）。然而，达到有效数据的依从率因采用的标准而异。一些研究将有效数据定义为连续三天每天至少佩戴10小时（Lee et al., 2013; Leeger-Aschmann et al., 2019），而其他研究则使用不同的佩戴时间阈值（例如6小时、8小时和12小时）和最低天数要求（Duncan et al., 2018; Lee et al., 2013; Sharpe et al., 2011）。因此，满足有效数据标准的依从率差异很大，儿童为72%至97.7%，成人为43.7%至95%（Br?nd et al., 2019; Crumbley et al., 2024; Lee et al., 2013; Leeger-Aschmann et al., 2019; Sharpe et al., 2011）。
这些关于满足佩戴时间标准差异的研究促使人们探讨影响依从性的因素。对于学龄前儿童，某些看护者（本研究中指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或家庭人口统计特征（如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或来自白人和东南亚家庭）与更长的佩戴时间相关（Crumbley et al., 2024; Hooker et al., 2016）。这与家庭系统理论相符，该理论将家庭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情感单元，每个成员的行为和行动都会影响整个系统（Bowen, 1993）。在成人中，更长的佩戴时间与年龄较大、全职工作、受教育程度较高、已婚或伴侣关系、家庭收入较高、第一代移民身份、较低的身体质量指数（BMI）、不吸烟以及整体健康状况较好相关（Cato et al., 2020; Evenson et al., 2015; Lee et al., 2013）。设备佩戴位置也会影响依从性，手腕佩戴的加速度计通常能提高依从性，尽管可能会影响测量准确性（Kuster et al., 2021; Liu et al., 2022）。
随着幼儿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研究学龄前儿童的社会行为挑战如何影响ActiGraph佩戴时间可能有助于了解如何通过针对看护者的应对策略来促进家庭中的健康行为。全球约有8%至15%的儿童和青少年患有心理健康问题，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主要死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2025）。在美国，大约21.8%的3至17岁儿童经历心理、情绪和行为困难（Bethell et al., 2022）。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受影响更为严重，与富裕的同龄人相比，他们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风险（Yang et al., 2023），这可能会加剧整个家庭的压力。
有社会行为挑战的学龄前儿童可能会通过增加看护者的压力和不良的心理功能，从而对整个家庭遵守ActiGraph佩戴协议产生负面影响（Cato et al., 2020）。与此一致的是，Kwon等人（2022）发现，有临床诊断的心理、情绪、发展和行为问题的学龄前儿童的看护者面临的育儿压力更大。较高的看护者压力又与更消极或不那么支持性的育儿方式相关（Mak et al., 2020），这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学龄前儿童的ActiGraph佩戴依从性，因为看护者提供的支持不足。Kracht等人（2025）指出，父母在支持儿童健康行为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但他们自身的压力、应对策略和情绪可能会削弱这种能力。
然而，并非所有家庭对压力的反应都相同。一些看护者可能会采用适应性应对策略来缓解儿童行为挑战的影响，并帮助家庭遵守研究协议。一项针对200名母亲的横断面研究表明，与家庭和个人角色相关的父母压力与更多情绪导向的应对策略使用相关，这加剧了消极的育儿方式，并导致了儿童的行为问题（Cho et al., 2025）。相反，人际关系引起的压力则预测了更多任务导向或问题导向的应对策略的使用，这与更积极的育儿态度相关。这些发现表明，看护者的应对策略可能是学龄前儿童的社会行为功能与ActiGraph佩戴时间之间关系的关键调节因素，其中不适应性的应对策略可能会加剧儿童行为困难对依从性的负面影响，而适应性的、问题导向的应对策略可能会减轻这种影响。
虽然已有研究探讨了看护者与儿童在PA和久坐行为方面的关联（de Brito et al., 2020; Sigmundová et al., 2024; Yang et al., 2022），但目前尚无研究探讨涉及学龄前儿童及其看护者的加速度计依从性或佩戴时间作为二元结果。此外，尽管加速度计在关注学龄前儿童心理健康、PA和久坐行为的研究中被广泛使用（Kuzik et al., 2020; Rorem et al., 2024），但尚未有研究具体探讨学龄前儿童的社会技能和问题行为与ActiGraph佩戴时间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学龄前儿童的社会行为健康状况与学龄前儿童-看护者配对群体的ActiGraph佩戴时间之间的关系，并探索看护者应对策略在这些关系中的潜在调节作用。
本研究的假设基于交易理论中的压力与应对理论（TTSC）（Lazarus & Folkman, 1987）。根据该理论，看护者将学龄前儿童的社会行为困难（如问题行为增多和社交技能有限）视为压力源。作为回应，他们采用各种应对策略（如问题导向、情绪导向、回避性应对）来管理这些压力源。对这些压力源的评估以及所采用的应对策略可能会影响看护者自身的健康相关行为，例如在本研究中他们遵守ActiGraph佩戴协议的情况。同样，学龄前儿童自身的社会行为困难也可能影响他们佩戴ActiGraph的情况。基于这些前提，我们假设学龄前儿童更好的社会行为健康状况将与看护者和学龄前儿童更长的ActiGraph佩戴时间相关。此外，我们认为不同的看护者应对策略会以不同的方式调节这些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