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Forum Infectious Diseases》：Socioeconomic Outcomes of Adults with Perinatally Acquired HIV Compared to Their Siblings without HIV: a Nationwide Cohort Study from the 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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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围产期获得性HIV感染者在有效抗病毒治疗时代面临的长期社会经济挑战，采用同胞对照设计，比较了荷兰145名成年患者与94名未感染同胞的结局。结果显示，感染者低教育水平（aOR 6.59）和社会福利依赖（aOR 2.54）风险显著更高，提示HIV特异性因素对神经认知和社会发展的持久影响超越家庭环境因素，为制定多维度干预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
随着高效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cART）的广泛应用，HIV感染已从致死性疾病转变为可管理的慢性疾病。在荷兰等高收入国家，因围产期获得性HIV感染的儿童存活至成年期的比例显著增加。这一成功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深入理解HIV感染对患者长期生活质量的全面影响，特别是对其神经认知发展、教育成就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潜在不利影响。
既往研究表明，围产期感染HIV的儿童即使接受了有效治疗，仍可能表现出大脑结构差异和神经认知功能受损，在校表现往往不及健康同龄人，需要更多的教育支持。然而，厘清这些不利结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HIV感染本身的生物学影响（如慢性低度炎症、药物潜在神经毒性），还是归因于感染者家庭可能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劣势或其他环境因素，一直是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研究人员需要一种能够有效控制家庭背景混杂因素的研究设计。
在此背景下，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Open Forum Infectious Diseases》上发表了一项全国性队列研究。该研究创新性地采用了同胞对照设计，旨在精确评估围产期获得性HIV感染对成年人社会经济结局的独立影响，从而为制定针对性的支持策略提供坚实证据。
本研究主要利用了荷兰国家HIV观察性队列（ATHENA cohort）和荷兰统计局（CBS）的非公开微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概率匹配方法链接两个数据库的信息，研究纳入了145名18岁及以上、在荷兰接受护理的围产期HIV感染者，并通过对母亲记录的追踪，纳入了94名未感染HIV的同胞作为对照组。研究主要评估了三个社会经济指标：低教育水平、无个人收入或依赖社会福利、以及家庭贫困状态。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感染者内部结局的相关因素，并运用广义估计方程（GEE）来校正同胞间的相关性，比较感染者与未感染同胞之间的差异。
低教育水平、个人收入与贫困状况的患病率及相关因素
在145名围产期HIV感染者中，12%（18人）为低教育水平。多变量分析显示，仅在1996年（cART广泛应用之前）就开始接受HIV护理是与低教育水平显著相关的唯一因素（OR 4.58）。这表明早期、可能不够有效的治疗时代对患者的长期教育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关于个人收入，17%的感染者无收入或依赖社会福利，且年龄增长是唯一显著相关的风险因素（OR 1.24/年）。在贫困方面，15%的感染者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较晚的HIV诊断年龄与更高的贫困风险相关（OR 1.20/年）。这些发现提示，感染者的社会经济劣势与特定的HIV疾病历程因素密切相关。
围产期感染HIV的成年人与其未感染同胞在教育程度和收入方面的差异
与94名未感染HIV的同胞相比，围产期HIV感染成年人的低教育水平风险显著更高（调整后优势比aOR 6.59）。同样，他们依赖社会福利或无个人收入的风险也是未感染同胞的2.54倍。这些差异在统计上均具有显著性，凸显了HIV感染本身带来的额外负担。然而，有趣的是，两组在家庭贫困率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感染者15% vs 同胞12%）。这可能是因为感染者的家庭或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弥补了其个人收入的不足，或者在荷兰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下，家庭层面的经济劣势得到了部分缓冲。
敏感性分析
研究人员进行了两项敏感性分析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一项分析排除了在1996年之前进入护理的感染者（n=20），结果发现与同胞在教育程度和福利依赖方面的差异有所减弱且不再显著，但这可能与样本量减少导致统计效力不足有关，提示现代cART时代的到来可能改善了部分长期结局。第二项分析排除了那些没有未感染同胞的感染者，结果与主要分析基本一致，进一步支持了主要结论的可靠性。
本研究结论明确指出，在荷兰这样的高收入国家，尽管拥有普惠的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围产期感染HIV的成年人在教育成就和经济独立性方面仍显著落后于他们的未感染同胞。这种差距不能简单地用共同的家庭背景或环境因素来解释，强烈提示HIV感染相关的生物学机制（如潜在的神经认知损伤）、疾病负担、 stigma 以及累积的心理社会压力等因素共同作用，对患者的长期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讨论部分强调，研究的同胞对照设计是其关键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共享环境因素的混淆。然而，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样本量相对较小，可能无法检测到更细微的差异；缺乏关于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等具体合并症的详细数据；且无法完全排除不同时期治疗策略演变的影响。
总之，这项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实现病毒学抑制（HIV VL <200 copies/mL）仅仅是围产期HIV感染者全面照护的起点。要改善他们的长期生命质量，需要采取超越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多学科的综合干预措施。这应包括常规的神经发育评估、心理健康服务、个性化的教育及职业支持，以及积极应对 stigma 和促进社会融合的策略。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阐明导致这些社会经济劣势的具体生物学和行为学机制，并为这一特殊群体制定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有效支持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