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e Mammal Science》：Using Gray Literature and Social Media Records to Help Identify Population Hotspots and Conservation Priorities for the Vulnerable Dugong, Dugong dugon (Müller, 1776) in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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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整合2010-2022年1033条记录，首次系统揭示了印尼儒艮（Dugong dugon）的分布格局与生存威胁。研究识别出班达海与爪哇海西部两大热点集群，并发现其分布与海草丰度无显著相关性（F=1.95, p=0.17）。研究强调，兼捕（bycatch）是首要致死因素，而双峰型体型结构暗示种群或面临繁殖衰退或近期迁入。该成果为印尼国家行动计划（National Plan of Action）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并凸显了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在填补数据空白中的巨大潜力。
文章内容归纳
1 引言
儒艮（Dugong dugon）是现存唯一的海洋草食性哺乳动物海牛目（Sirenia）的成员之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列为易危（Vulnerable）物种，且种群数量呈下降趋势。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的群岛国家，其海域被认为是儒艮的重要分布区，并可能在全球儒艮种群的基因流动和地理连通性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印尼儒艮的种群规模和动态变化至今仍知之甚少，现有数据多为粗略估计。
印尼正经历着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沿海开发，15个“特别经济区”中有12个位于沿海或近海区域，加之日益繁忙的海上交通，对儒艮及其栖息地构成了巨大威胁。此外，栖息地的丧失、破碎化和退化也加剧了儒艮种群的生存压力。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印尼儒艮的分布和丰度，本研究旨在收集和分析2010年至2022年间公开的儒艮出现信息，包括偶遇报告和定向研究数据。鉴于同行评议的学术文献有限，本研究特别利用了灰色文献、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新闻等非传统数据源，以填补知识空白。
2 方法
本研究系统收集了2010年至2022年共13年间的儒艮记录。数据来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类，包括新闻网站、Instagram、Facebook和YouTube上的信息；二是“出版物”类，包括灰色文献和正式出版物。所有记录均根据可用信息进行地理定位，并进行了去重处理。
记录被分为三种主要类型：搁浅（Stranding）、捕获（Capture）和目击（Sighting）。死亡原因被区分为：兼捕缠绕致死、兼捕后故意杀死、猎杀以及其他（如塑料污染窒息、船只碰撞等）。根据Marsh和Sobtzick（2019）的标准，体长≥2.7 m的个体被定义为成年，体长≤1.3 m的为新生幼体，1.3 m至2.7 m之间的为亚成体。
研究还利用Allen Coral Atlas（2022）的数据，分析了儒艮记录与海草覆盖面积之间的关系。统计分析方法包括卡方检验（用于检验性别比例是否偏离1:1）、Kolmogorov-Smirnov（KS）检验（用于检验体型频率分布的正态性）以及简单线性回归分析（用于检验儒艮记录与海草覆盖面积的关系）。
3 结果
3.1 空间分布
研究共收集到1033条儒艮记录，其中337条来自互联网和社交媒体，696条来自出版物和灰色文献。记录覆盖了印尼37个省中的24个。研究识别出六个明显的热点区域，其中四个集中在班达海（Banda Sea）周围的小群岛，另外两个集中在约1000公里外的爪哇海（Java Sea）西端的群岛。
苏拉威西岛北部（Sulawesi Utara）和邦加勿里洞群岛（Bangka Belitung archipelago）是记录最集中的两个省份，记录数均超过100条，其中苏拉威西岛北部的记录数高达518条。这些热点区域与印尼水域外已确认的儒艮热点区相邻。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儒艮高度依赖海草，但研究并未发现儒艮记录与海草丰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即使在剔除苏拉威西岛北部（518条记录）这一异常值后，儒艮记录与海草覆盖面积之间仍无显著关系（F=1.95250594, df=1, p=0.17）。海草主要分布在人口稀少、河流淡水输入和沉积作用较少的近海小群岛周围。尽管苏门答腊岛西海岸也有海草分布，但该区域与其他儒艮热点区的连通性有限，且儒艮记录极为稀少。
3.2 种群结构
在1107条记录中，89%为单只个体，11%为多只群体。在94只性别可辨的个体中，雌性43只，雄性51只，性别比例未显著偏离1:1（x2=0.681, df=1, p≥0.05）。
在110条提供体长数据的记录中，平均体长为2.15±0.79 m，范围在0.5 m至4.5 m之间。平均体长低于2.7 m的性成熟阈值。体型频率分布显著偏离正态分布（KS检验, p=0.003），呈现左偏态，即大型个体相对较多，小型个体相对较少。体型结构呈现出双峰型特征，一个峰值为1.25-1.50 m，另一个峰值为2.50 m左右。
3.3 威胁与死亡
在所有记录中，28%涉及捕获或搁浅，72%为自由活动的活体目击。共有184条记录涉及死亡个体，占总记录的17%。在死亡记录中，71%的死因不明，24%可能死于兼捕缠绕导致的应激、受伤或溺水，4%死于直接猎杀，1%死于兼捕后故意杀死。
邦加勿里洞群岛和廖内群岛（Kepulauan Riau）是死亡记录最多的省份，主要致死原因是兼捕。在邦加勿里洞群岛，兼捕是主要死因，而在廖内群岛，大部分死因不明。
3.4 特定案例
研究记录了8起故意捕获并圈养儒艮的案例，主要目的是吸引游客。此外，还记录了6起故意猎杀案例，包括2011年在北马鲁古省（Maluku Utara）捕获并宰杀一头怀孕的儒艮。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至2022年间，东努沙登加拉省（Nusa Tenggara Timur）的Selat Mantar海洋保护区记录了至少29次关于一只名为“Mawar”的雄性儒艮与人类互动的目击报告。
3.5 时间趋势
2010年至2022年间，儒艮记录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6年（266条）和2022年（243条）出现两个高峰。这种增长主要归因于出版物和灰色文献研究的增加（R2=0.19），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来源的记录也呈现出显著的正线性回归关系（R2=0.68）。2016年的记录高峰主要源于苏拉威西岛北部的一项硕士论文和一份涵盖中苏拉威西省的多机构保护报告；2022年的高峰则主要源于苏拉威西岛北部的另一项硕士论文。这两个年份恰好是东南亚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年份，这可能促进了儒艮的移动和可见度。
4 讨论
4.1 热点区
研究识别出的两大热点集群——班达海集群和爪哇海西部集群，地理上相距约1000公里，中间被爪哇海隔开，该区域儒艮记录稀少。班达海集群可能通过帝汶海（Timor Sea）和阿拉弗拉海（Arafura Sea）与澳大利亚的儒艮种群相连，而爪哇海西部集群则与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儒艮热点区相邻。
儒艮记录与海草丰度缺乏显著相关性的原因可能包括：公民科学数据的偶然性、海草覆盖地图的不完整，以及儒艮可能更偏好远离主要岛屿、受干扰和沉积作用较小的近海小群岛。
4.2 连通性
两大热点集群的地理隔离引发了关于种群连通性的问题。班达海集群可能与澳大利亚种群存在基因交流，而爪哇海西部集群的基因亲缘关系则尚不明确，可能与马来西亚/菲律宾谱系或安达曼海（Andaman Sea）的儒艮谱系更近。明打威群岛（Mentawai archipelago）虽然拥有丰富的海草栖息地，但儒艮记录稀少，这为恢复安达曼海儒艮种群和建立印度洋连通性提供了潜在机会。
4.3 种群结构
记录数量的逐年增加可能反映了公众意识、科研投入和社交媒体传播的增强，而非种群数量的实际增长。体型结构呈现双峰型，且以大型个体为主，这可能暗示了两种可能性：一是近期有来自更健康种群（如澳大利亚）的成年个体迁入；二是印尼本地种群的繁殖成功率近期有所下降。平均体长低于性成熟阈值，也强调了进行标准化监测以澄清繁殖成功率和种群长期活力的必要性。
4.4 知识空白
尽管印尼在儒艮保护中地位重要，但关于其种群数量和栖息地利用的科学知识仍极为匮乏。缺乏可靠的种群数量估计、繁殖成功率的不确定性，以及印尼次种群与邻国种群之间基因连通性的未知，是当前面临的主要知识空白。
4.5 政策启示
兼捕是儒艮面临的最紧迫威胁，尤其是在邦加勿里洞群岛和廖内群岛。加强治理，包括在儒艮敏感区域禁用刺网、加强执法以及参与国际保护协议，对于维持印尼儒艮种群的生存至关重要。
印尼海洋事务和渔业部（MMAF）于2018年颁布的第79号法令《海洋哺乳动物保护国家行动计划》为儒艮保护提供了新的视角。该计划的主要行动点包括：加强生态和社会文化研究、建立国家数据库、减少渔业相关死亡率、识别和保护主要热点区、提高社区意识、建立搁浅动物救援网络以及限制沿海开发的负面影响。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整合灰色文献和社交媒体数据，揭示了印尼儒艮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班达海和爪哇海西部的小群岛周围。首要威胁是兼捕导致的不可持续死亡率。研究结果暴露了关键的知识空白，包括缺乏可靠的种群数量估计、繁殖成功率的未知以及基因连通性的不确定性。未来需要开展标准化的生态调查、全面的海草测绘和基因研究。从管理角度看，迫切需要解决邦加勿里洞群岛和廖内群岛的兼捕问题，并加强在《国家行动计划》框架下的保护努力，同时寻求区域合作，以保障儒艮在印尼群岛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