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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糖尿病日益加重的全球健康与经济负担，通过建立健康增强型宏观经济模型，对204个国家和地区2020-2050年的糖尿病经济影响进行预测。研究发现若不考虑非正式护理，全球经济负担达10.2万亿国际元（占年GDP 0.22%）；纳入非正式护理后骤增至78.8万亿国际元，揭示护理成本是经济负担的主要驱动因素。该研究为制定全球糖尿病干预策略提供了关键经济学证据。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环境行为风险因素加剧，糖尿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国际糖尿病联盟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超过5.37亿成年人罹患糖尿病，其中近半数患者不知情，约90%未确诊患者集中在中低收入国家。更严峻的是，到2045年预计患者数将攀升至7.83亿，其中心血管疾病、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不仅给患者带来痛苦，更形成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传统研究多采用疾病成本法评估糖尿病经济影响，但这种方法存在明显局限：它既未考虑经济调整机制（如劳动力缺口可能被新工人或机械替代），也未充分纳入人力资本积累效应，更忽略了非正式护理带来的隐性成本。
为突破这些方法论瓶颈，来自德国海德堡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等机构的Simiao Chen、Zhong Cao等学者在《Nature Medicine》发表最新研究，通过健康增强宏观经济模型首次对204个国家2020-2050年糖尿病宏观经济负担进行系统评估。该研究创新性地整合了死亡率与发病率导致的劳动力损失、治疗资源转移和非正式护理成本三大维度，并引入经济调整机制和人力资本积累效应，使评估结果更贴近现实经济运转规律。
研究方法上，团队构建了反事实模拟框架：比较基线情景（糖尿病按当前趋势发展）与反事实情景（假设2020年起糖尿病被完全消除）的GDP差异。模型核心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t=AtKtαHt1-α，其中人力资本Ht纳入明瑟方程计算教育回报率。数据源整合全球疾病负担2019研究（GBD）的死亡率/发病率、世界银行GDP预测、国际劳工组织劳动力数据等，并将所有货币单位统一为2017年国际元（INT$）以保证可比性。针对60个数据缺失国家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其人口仅占全球7.3%，对总体结果影响有限。
全球糖尿病宏观经济负担
研究显示，2020-2050年全球糖尿病经济负担高达10.2万亿INT（折合年GDP的0.22的“健康税”。但若纳入非正式护理成本，总额暴增至78.8万亿INT，较基础值扩大6.7倍，相当于年GDP的1.72），而撒哈拉以南非洲负担最轻（0.097%）。在国家层面，美国、印度、中国承受最大绝对损失（分别为2.5万亿、1.6万亿、1.0万亿INT$），但小岛屿国家如美属萨摩亚、澳大利亚等人均负担最重。
治疗成本与人力资本损失的贡献度
研究对经济负担进行分解发现，高收入国家治疗成本（物理资本）占比达40.5%，而中低收入国家该比例仅为14-15%。相反，非正式护理在中低收入国家占比高达84.6-90.8%，成为主导因素。这反映出发达国家医疗支出高昂，而发展中国家更依赖家庭护理的现状。值得注意的是，COVID-19疫情进一步加剧负担：感染新冠病毒使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40%（HR=1.40），糖尿病患者感染后死亡风险提升3.6倍，导致2020-205年间额外增加5-21%的经济损失。
非正式护理的关键作用
敏感性分析显示，即便采用保守估计（每周4小时护理时间），非正式护理占比仍达84.5-90.8%。糖尿病患病率是死亡率的30-50倍，意味着大量患者需要长期照护。研究特别指出，护理时间参数在0.285-8.3小时/周区间波动时，全球负担范围扩大至5.5-152.1万亿INT$，凸显该指标对结果的高度敏感性。
疾病负担与经济损失的错配
比较糖尿病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与经济负担发现显著不对称：2020年南亚疾病负担占全球24.53%，但经济损失仅占11.92%；北美则相反，DALYs占比6.64%却带来25.40%的经济损失。这种背离源于高收入国家劳动力教育程度和生产率更高，同等健康损失导致更大经济下滑。
研究结论强调，糖尿病经济负担的测算需突破传统框架，纳入非正式护理等隐性成本。尽管存在局限性（如未诊断患者未计入、治疗成本数据不确定性等），该研究为全球糖尿病防控提供三项政策启示：首先，强化生活方式干预（90%的2型糖尿病可通过饮食运动预防）；其次，推进成本效益优化的筛查体系，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提升诊断率；最后，关注GLP-1受体激动剂等新药普及可能带来的经济收益。这些发现对实现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糖尿病契约》目标、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