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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积极通勤与抑郁、焦虑发病的关联及炎症的中介作用，研究人员对 240,547 名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的工作人员展开研究。结果发现积极通勤能降低抑郁和焦虑风险，炎症部分介导该关联。此研究为促进心理健康提供理论支持。
在当今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据估算，全球精神疾病每年的花费高达 25 万亿美元，预计到 2030 年将飙升至 60 万亿美元 。抑郁症和焦虑症这两种常见的精神障碍，分别影响着全球约 3.22 亿和 2.64 亿人，已然成为导致残疾和过早死亡的主要因素。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寻找有效的预防手段迫在眉睫。
大量研究表明，体育活动对改善心理健康具有积极作用，它能通过多种神经分子机制，如增加神经营养因子的表达、提高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利用率、调节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的活动以及减轻全身炎症反应等，来缓解抑郁和焦虑症状。然而，全球范围内人们的体育活动水平却在逐渐下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积极通勤（如步行或骑自行车通勤）的减少。尽管积极通勤被视为将更多体育活动融入日常生活的有效方式，并且已有研究证实其对整体健康有益，比如能降低总体死亡风险、减少心血管疾病风险以及降低癌症相关死亡风险等，但关于积极通勤与抑郁、焦虑发病风险之间的关系，相关证据却十分有限。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Translational Psychiatry》杂志上。
研究人员从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中选取了 242,209 名有薪就业且通勤上班的参与者，在排除基线时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个体后，最终对 240,547 名参与者进行了分析。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记录了参与者的通勤方式（分为非积极通勤，即仅使用汽车或公共交通；步行；骑行；混合步行模式，即非积极通勤加步行；混合骑行模式，即非积极通勤加骑行或非积极通勤加骑行和步行）、通勤距离，并计算了炎症指数（该指数由 C 反应蛋白、白细胞计数、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四个成分组成，分数范围从 - 16 到 16，分数越高表示低度炎症水平越高 ）。同时，依据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ICD - 10）代码，确定抑郁症（F32 - F33）和焦虑症（F40 - F48）的发病情况 。研究人员运用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探究积极通勤与抑郁、焦虑发病风险的关系，使用中介分析检验炎症在这一关联中的中介作用，并进行了六项敏感性分析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研究结果部分，研究人员发现，在平均随访 3,173,109 人年（中位随访时间 13.67 年）期间，有 10,862 名参与者被诊断为抑郁症，9,407 名参与者被诊断为焦虑症 。与非积极通勤相比，骑行通勤（抑郁症风险比（HR）为 0.775，95% 置信区间（0.674 - 0.890）；焦虑症 HR 为 0.781，95% 置信区间（0.675 - 0.904））、混合步行模式通勤（抑郁症 HR 为 0.858，95% 置信区间（0.800 - 0.919）；焦虑症 HR 为 0.867，95% 置信区间（0.805 - 0.934））和混合骑行模式通勤（抑郁症 HR 为 0.821，95% 置信区间（0.744 - 0.907）；焦虑症 HR 为 0.810，95% 置信区间（0.728 - 0.902））均与较低的抑郁和焦虑发病风险相关 。步行通勤与抑郁或焦虑发病风险无显著关联。
进一步分析发现，骑行通勤者和混合模式通勤者中，通勤距离与抑郁或焦虑发病风险存在明显的剂量反应趋势。例如，骑行距离最长四分位数组与非积极通勤相比，抑郁症 HR 为 0.768（0.587 - 1.000），焦虑症 HR 为 0.660（0.485 - 0.898） 。
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通勤模式与职业类型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从事较重体力或体力劳动、较多步行或站立工作、较多轮班工作的参与者，抑郁或焦虑发病风险可能更高 。在从事轻松或放松工作的人群中，骑行和混合模式通勤与较低的抑郁或焦虑发病风险相关 。
中介分析表明，炎症指数在骑行与抑郁症的关联中起到 19.75%（14.42 - 33.41%）的中介作用，在骑行与焦虑症的关联中起到 18.05%（11.59 - 56.30%）的中介作用 。混合模式通勤也存在类似的中介效应。
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主要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无论是改变通勤模式的分类方式、排除随访前两年发病的病例、调整病史等因素，还是使用其他评估工具（如 PHQ - 9 和 GAD - 7 问卷）作为诊断标准，研究结果均保持一致。
综合研究结果和讨论部分，该研究明确了积极通勤，尤其是骑行通勤，与较低的抑郁和焦虑发病风险相关，且通勤距离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混合模式通勤也具有一定优势，炎症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此外，积极通勤对心理健康的益处，在从事相对轻松工作的人群中更为明显。
这一研究成果意义重大。它为积极通勤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更全面、深入的证据，拓展了人们对积极通勤健康效益的认识，从心血管健康领域延伸到心理健康领域。同时，研究结果为制定促进公众心理健康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建设更多的自行车道，推出自行车租赁或购买优惠政策，鼓励人们采用积极的通勤方式，从而提升公众心理健康水平。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通勤模式和距离为自我报告、研究为观察性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研究对象仅为英国工作通勤人群以及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等。但总体而言，这项研究为未来进一步探究积极通勤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有望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