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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人类定居、迁移和废弃的驱动因素不明。研究人员以黎凡特地区为对象，基于集合种群理论（metapopulation theory）开展研究。结果表明，人口随机性在塑造人类定居模式中作用显著，为定居动态研究提供了新的 “零假设” 视角。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如何选择定居之地，又为何会舍弃曾经的家园？这一谜题长期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社会、政治、技术或环境等因素，然而，一个重要的因素 —— 人口随机性，却常常被忽视。就像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人们总是关注那些宏大的叙事，却忽略了一些细微却可能起着关键作用的笔触。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人员决定深入探究这一神秘领域，试图揭开古代人类定居模式背后隐藏的真相 。
他们以黎凡特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集合种群理论，对古代人类定居动态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为我们理解人类定居模式带来了全新的视角 。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利用物种分布模型（SDM）量化物种出现与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分析人类居住生态位；采用基于最大熵（MaxEnt）的算法生成生态位地图；运用随机森林（RF）算法确定影响村庄废弃概率的因素。研究数据来源于两个不同时期，16 - 20 世纪的历史数据，包括奥斯曼税收记录、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调查等；5 - 3 千纪 BCE 的考古数据，通过考古调查和挖掘获得。
研究结果如下：
- 定居点的废弃与新建：在 16 - 20 世纪，16 世纪晚期的 167 个村庄到 1881 年仅有 96 个留存，同时有 44 个新村庄出现；1931 年的 232 个村庄中，116 个位于新地点。5 - 3 千纪 BCE 同样存在明显的定居点废弃和新建现象，如晚铜石并用时代（L. Chal）的 107 个村庄到早青铜时代（EB）I 期，74 个被继续使用，同时有 96 个新村庄出现。
- 人口规模与定居点稳定性的关系：通过对两个时期数据的分析，发现除了早青铜时代 III 期（EB III）到中间青铜时代（IBA）的过渡阶段外，大多数情况下，定居点规模与延续性呈正相关，即较大规模的定居点更有可能延续到下一个时期 。RF 模型也显示，人口规模是预测村庄废弃概率的最重要因素。
- 生态位稳定性：研究表明，生态位在不同时期相对稳定，而定居点位置变化较大。例如，16 - 19 世纪，生态位相似性（Kappa 值）在 1596 - 1881 年为 0.62，1881 - 1931 年为 0.51；而定居点位置相似性在 1596 - 1881 年为 0.27，1881 - 1931 年为 0.19 。在 5 - 3 千纪 BCE，大部分时期生态位也较为稳定，但在 EB III 到 IBA 的过渡阶段出现显著变化。
- 新建定居点的位置偏好：新建定居点通常更倾向于在现有定居点附近建立，这一现象在两个时期的研究中都得到了验证。
在结论和讨论部分，研究表明人口随机性在塑造定居模式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发现意义重大。它为定居动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 “零假设”，在探讨社会、经济或环境因素对定居模式的影响之前，需要先考虑人口随机性的作用。同时，研究也指出在 EB III 到 IBA 的过渡阶段，社会和经济因素而非人口随机性可能是定居点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这强调了在研究定居动态时，需要将其置于环境和社会框架中综合考虑。该研究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范例，将生态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知识相结合，有助于建立一个系统的框架，来识别定居点变化的随机和因果模式，不仅对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还能为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提供参考，以减少易受影响地区的定居点废弃风险，促进可持续土地利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