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孕期炎症指标与中国人群妊娠期糖尿病风险的关联:潜在的早期诊断新视角

【字体: 时间:2025年02月13日 来源: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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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究早孕期外周血细胞炎症指标与妊娠期糖尿病(GDM)风险的关系,研究人员对 15807 名孕妇的医疗数据进行回顾性研究。结果发现,早孕期单核细胞计数和 MHR 与 GDM 风险显著相关,或可作为早期诊断标志物,为 GDM 早期预测提供新方向。

  在女性怀孕的历程中,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就像潜伏的 “暗礁”,给母婴健康带来诸多风险。GDM 是指在妊娠期间首次发现的高血糖,全球范围内,它影响着 2 - 19% 的孕妇,尤其是亚洲人群。目前,不同国家和地区对 GDM 的诊断标准各不相同,中国采用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研究组(IADPSG)的筛查标准,这意味着要到孕中期才能确诊。但令人担忧的是,早在孕 20 周,胎儿就可能因母亲的 GDM 出现生长加速的情况,即使母亲血糖控制良好,后代在婴儿早期也会有更高的肥胖风险。所以,尽早发现 GDM 高危孕妇至关重要,若能在孕期早期就识别出风险,就能通过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干预,降低 GDM 的发生风险及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然而,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明确统一的早期精准筛查方法,虽然种族、年龄、孕前 BMI、家族病史等因素被认为可能与 GDM 风险有关,但还缺少更有效的预测指标。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以及上海胚胎源性疾病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早孕期炎症指标与 GDM 风险关系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杂志上。该研究发现,早孕期单核细胞计数和单核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HR)与 GDM 风险显著相关,为 GDM 的早期预测提供了新的视角。

研究人员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从 15948 名 2019 年在上海某妇产医院分娩的孕妇历史队列中获取数据,剔除有孕前糖尿病或传染病史的个体后,最终得到 15807 名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员从这些孕妇的病历中收集了年龄、教育水平、孕前体重、身高、产次、糖尿病家族史等信息,并在孕 11 - 13+6周采集血样,检测血脂、血常规等指标,同时计算了 6 种炎症指标,包括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MHR(单核细胞计数 / HDL - C)、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血小板计数 × 中性粒细胞计数 / 淋巴细胞计数)和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IRI,中性粒细胞计数 × 单核细胞计数 / 淋巴细胞计数)。之后,研究人员运用 SPSS 软件和 R 语言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或 χ2检验比较 GDM 组和非 GDM 组的差异,并采用逻辑回归分析炎症指标与 GDM 风险的关系。

研究结果


  1. 孕妇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在 15807 名孕妇中,2355 名(14.9%)被诊断为 GDM。GDM 组孕妇肥胖、血压升高、空腹血糖升高和血脂异常的比例更高。在炎症指标方面,GDM 组单核细胞计数显著降低,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计数升高,SIRI 水平相对较低,而 MHR 和 SII 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2. 炎症与 GDM 的关联:未调整临床因素时,很少有炎症参数与 GDM 风险相关;调整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等潜在混杂因素后,早孕期单核细胞计数和 MHR 越低,患 GDM 的风险越高。
  3. 单核细胞计数 / MHR 与 GDM 风险的剂量 - 反应关系:经混杂因素调整后,拟合受限立方样条函数发现,GDM 的发病率随着单核细胞计数和 MHR 的降低而显著增加。
  4. 逻辑回归模型的亚组分析:基于人口统计学因素的亚组分析显示,单核细胞计数 / MHR 水平降低在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孕妇群体中,是 GDM 发生的特别危险因素。
  5. 单核细胞计数 / MHR 与 OGTT 值的关系:研究人员绘制 RCS 图评估单核细胞计数 / MHR 与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值(空腹血糖 FBG、餐后 1 小时血糖 1 h BG、餐后 2 小时血糖 2 h BG)的关系,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研究首次揭示了中国大规模人群中早孕期炎症水平与 GDM 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单核细胞计数和 MHR 是评估 GDM 风险的重要指标,早孕期这两个指标水平降低与 GDM 风险增加相关,尤其是在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孕妇中。胎盘作为重要的免疫 - 内分泌器官,其释放的激素与 GDM 的发病有关,而慢性低度炎症状态也可能在 GDM 的发生发展中起作用。单核细胞作为外周血固有免疫系统的主要细胞,在维持正常妊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数量和功能的改变可能与 GDM 的病理生理过程相关。

尽管该研究为 GDM 的早期预测提供了新方向,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对象仅来自一个中心,且未记录一些炎症指标(如 CRP、TNF、IL)和产妇社会经济因素,可能导致结果有偏差;同时,关于炎症指标潜在机制的研究还比较有限,未来需要更多研究来深入探索。总体而言,该研究为临床或大规模人群筛查 GDM 风险提供了简单易行的潜在预测指标,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有望为 GDM 的早期干预和预防提供有力支持,帮助更多孕妇和家庭规避 GDM 带来的健康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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