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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 PPF 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机制，北京联合大学贾王等人开展相关研究。结果表明，PPF 通过亲子冲突影响儿童行为问题，且受父母低头症调节。此研究为儿童心理健康研究提供新思路，推荐科研读者阅读。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贾王（Jia Wang）、刘瑞德（Ru-De Liu）、林静敏（Jingmin Lin）等人在《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和心理健康》（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父母心理灵活性对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The effect of parental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on children’s behavioral problem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的论文。该研究聚焦儿童行为问题与父母相关因素的关联，为理解家庭环境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儿童心理健康研究领域意义重大，能为家长、教育工作者及相关专业人士提供指导，助力改善儿童成长环境，预防和减少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
研究背景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内化问题（如情绪困扰、社交障碍等）和外化问题（像攻击性行为、注意力不集中等）常常在幼儿时期就开始出现，并且近年来，儿童行为问题的发生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父母心理灵活性（Parental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PPF）作为衡量父母心理健康的关键指标，已被证实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存在关联，即父母 PPF 水平较高时，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可能性较低。不过，PPF 影响儿童行为问题的内在机制尚未完全明晰，比如具体通过何种路径产生影响，以及在哪些条件下这种影响会更显著，都有待深入探究。
以往研究发现，PPF 不仅能直接影响儿童行为问题，还可能通过其他变量起间接作用。PPF 指父母在养育孩子过程中，接纳负面想法、情绪和冲动，同时运用有效养育策略，促进积极亲子关系的能力。缺乏 PPF 的父母，心理调适能力往往较差，可能会采用一些不当的养育策略，像过度反应或过度溺爱，而 PPF 水平高的父母，养育压力相对较小，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更倾向于采用权威型养育方式，从而减少孩子的行为问题。已有实证研究表明，PPF 在缓解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方面确实有效，但对于 PPF 通过亲子关系（特别是亲子冲突这一维度）影响儿童行为问题的潜在中介作用，相关实证研究还比较匮乏。
亲子冲突被视为儿童行为问题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亲子冲突与儿童行为问题的关联更为紧密。亲子冲突会让孩子觉得父母的关爱和支持减少，进而增加他们出现内化问题的可能性，比如难以融入同伴、情绪容易波动等；同时，与父母的冲突还可能导致孩子产生疏离和反抗情绪，加大出现外化问题的风险，像烦躁易怒、具有攻击性等。从理论上来说，PPF 在塑造养育行为、影响亲子互动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可以合理推断，亲子冲突或许在 PPF 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此外，在当今社会，智能手机普及，父母在陪伴孩子时使用手机的现象十分常见，这就引出了 “父母低头症”（Parental Phubbing）这一新型负面养育行为。已有研究显示，父母低头症会对亲子互动产生干扰，削弱其他积极养育行为对孩子的正面影响，还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导致行为问题出现。基于此，父母低头症有可能在 PPF 与亲子冲突、儿童行为问题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改变 PPF 对亲子冲突以及儿童行为问题的影响程度。
综合以上因素，为了深入探究 PPF 对儿童内化 / 外化问题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人员开展了此次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假设：一是 PPF 能负向预测儿童内化 / 外化问题；二是亲子冲突在 PPF 与儿童内化 / 外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三是父母低头症调节 PPF 对儿童内化 / 外化问题的直接影响；四是父母低头症调节 PPF 通过亲子冲突对儿童内化 / 外化问题的间接影响。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从中国东北的六所幼儿园（包括三所公立和三所私立幼儿园）招募了 1060 名学龄前儿童的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开始前，向家长们发放了调查招募信息，告知参与调查能获得关于自身养育方式和亲子关系的反馈报告，以此吸引家长自愿参与。最终收集到 1060 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达到 100%。整个研究过程获得了北京某大学研究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且在教师和家长同意后，由教师组织开展调查。调查开始时，家长需提供电子邮箱地址，用于接收反馈报告，之后完成一系列评估 PPF、父母低头症、亲子冲突以及孩子行为问题的问卷。
研究采用了多种量表进行测量：
- 父母心理灵活性（PPF）：使用中文版的 19 项父母心理灵活性问卷（Parental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Questionnaire，PPFQ）进行测量。针对原量表中不适合学龄前儿童的两个项目进行了修改，使其更贴合研究对象的年龄特点。该问卷包含认知解离、承诺行动和接纳三个维度，采用 7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得分越高表示父母 PPF 水平越高。经检验，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效度良好，总体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90，各子量表在 0.72 - 0.95 之间。
- 亲子冲突：运用 Driscoll 和 Pianta 编制的亲子关系量表简版（Child–Parent Relationship Scale，CPRS-SF）中的冲突子量表进行测量。该子量表有 8 个项目，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分数越高代表亲子冲突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子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3。
- 父母低头症：参考 7 项感知父母低头症量表（Perceived Parental Phubbing Scale，PPS），将原量表中的 “我的母亲 / 父亲” 改为 “我”，使其成为家长自评量表。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父母低头症行为越频繁，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为 0.85。
- 儿童行为问题：家长通过填写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SDQ）来评估孩子的行为问题。该问卷从情绪症状、同伴关系问题、行为问题和多动四个维度进行评估，每个维度有 5 个项目，采用 3 点李克特量表计分。通过特定计算方法，将前两个维度得分相加得到内化问题得分，后两个维度得分相加得到外化问题得分，得分越高表示孩子的行为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总体量表、内化问题子量表和外化问题子量表的克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 0.78、0.65 和 0.74。
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首先使用 SPSS 20 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以及哈曼单因素检验；接着运用 SPSS PROCESS 4.1 的模型 4 来检验亲子冲突在 PPF 与内化 / 外化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后利用 SPSS PROCESS 4.1 的模型 8 评估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并通过 Bootstrapping 法（样本量为 5000）估计置信区间。
研究结果
-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哈曼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有十个共同因素的初始特征值大于 1，其中第一个共同因素解释的方差为 21.68%，小于 40%，表明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的潜在影响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 初步分析：描述性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PPF 与亲子冲突、父母低头症、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均呈负相关；亲子冲突与儿童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呈正相关；父母低头症与亲子冲突、儿童内化和外化问题呈正相关。
- 中介分析：在控制了孩子的性别、年龄以及父母身份（父亲或母亲）后，中介分析结果显示，PPF 与内化问题存在显著的负向关联，且这种关系通过亲子冲突起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占 PPF 对内化问题总效应的 56.85%。对于外化问题，PPF 的直接效应不显著，但通过亲子冲突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 90.90%。这一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 H1，完全支持了假设 H2。
- 有调节的中介分析：在控制相关变量后，分析发现父母低头症对 PPF 与内化问题、PPF 与外化问题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假设 H3 未得到支持。然而，父母低头症对 PPF 与亲子冲突的关系有显著调节作用。当父母低头症水平较高（+1SD）时，PPF 对亲子冲突的影响相较于低头症水平较低（-1SD）时有所减弱。此外，条件间接效应分析表明，父母低头症调节了亲子冲突在 PPF 与内化问题、PPF 与外化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假设 H4 得到支持。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深入探究了 PPF 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潜在机制，发现 PPF 可以通过减少亲子冲突来降低儿童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并且这一过程受到父母低头症的调节，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机制。
首先，研究结果证实了 PPF 与儿童内化 / 外化问题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能够接纳养育过程中的负面情绪、灵活应对的父母，其孩子出现情绪和行为问题的概率更低。这进一步说明了父母心理健康状况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其次，研究明确了亲子冲突在 PPF 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PPF 水平高的父母，亲子冲突相对较少，而亲子冲突的增加会提高孩子出现行为问题的风险。不过，PPF 对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PPF 对内化问题有显著直接影响，可能是因为心理灵活的父母能更好地回应孩子的情绪需求，为孩子营造一个支持性的情感环境，帮助孩子调节情绪，减少内化问题。而对于外化问题，PPF 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外化问题可能更依赖亲子冲突这一中介因素。并且，考虑到内化问题可能会随着时间积累发展为外化问题，PPF 或许通过影响内化问题间接对外化问题产生作用。
最后，研究发现父母低头症显著调节了亲子冲突在 PPF 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中介效应。即便父母具备较高的 PPF，当他们沉迷手机、忽视孩子时，其缓解亲子冲突、减轻孩子行为问题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但父母低头症对 PPF 与儿童行为问题直接路径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 PPF 主要反映父母的内部应对和情绪调节能力，影响的是更宽泛、更稳定的养育模式，而父母低头症作为一种外部行为，主要干扰亲子沟通和情感连接，对 PPF 通过其他直接机制影响孩子行为问题的作用较小。
本研究对家长、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健康专家可以将研究结果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开发基于接纳与承诺疗法的干预策略，帮助父母提高 PPF，更好地应对养育挑战，满足孩子的需求。同时，也要让父母认识到父母低头症对孩子行为的负面影响，指导他们设立无科技干扰的区域或时间，保证高质量的亲子互动。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研究中的主要变量均由家长报告，可能存在社会期望偏差，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多 informant 报告（如教师观察或客观的屏幕使用时间测量）来减少偏差。另一方面，虽然研究控制了父母身份变量，但父亲和母亲对孩子行为问题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且其他因素如父母社会经济地位、数字素养、工作压力等也可能影响父母行为，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因素的作用。此外，本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续需要开展纵向研究，运用交叉滞后模型深入探究 PPF、亲子冲突和父母低头症对儿童内化 / 外化问题的因果影响。
总的来说，该研究为理解 PPF 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依据，对改善儿童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后续研究可以针对现有局限进一步深入探索，不断完善相关理论和干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