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安徽老年人焦虑症状与生活及社区环境关联:跨时代意义的横断面研究新发现

【字体: 时间:2025年02月15日 来源:BMC Public Health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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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究中国老年人焦虑症状与环境因素的关系,安徽医科大学 Jingya Zhang 等人开展相关研究。结果发现生活和社区环境因素与老年人焦虑症状紧密相关。此研究对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意义重大,推荐科研读者一读。

  
安徽医科大学(Anhui Medical University)卫生服务管理学院的 Jingya Zhang、Chen Dai、Qing Wang 等研究人员在《BMC Public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题为 “Living and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s and anxiety symptoms among older adults in Anhui, China: evidence from a cross-sectional study” 的论文。这项研究聚焦于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与生活、社区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促进心理健康、构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社区具有重要意义,为公共卫生领域和老年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研究背景


焦虑,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峻的健康问题。2021 年的报告显示,焦虑障碍位列全球疾病负担前 25 位,全球约 4.05% 的人口,即约 3.01 亿人饱受其扰。然而,由于在实际筛查、诊断和治疗方面存在困难,焦虑障碍的防控和有效治疗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存在明显的治疗差距。在 21 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仅有约四分之一的焦虑障碍患者接受过某种形式的治疗,而接受充分治疗的患者仅占 9.8% 。

焦虑在各个年龄段均有发生,但在老年人中更为普遍且危害更大。在中国,近十分之一的城市老年居民患有焦虑障碍。影响焦虑的因素众多,包括家庭和遗传风险、心理社会压力源以及基因 - 环境相互作用等。不过,不同年龄组的主要致焦虑因素存在差异。年轻人的焦虑多与学业压力、就业挑战和社会关系问题相关;而老年人的焦虑则可能源于情感因素(如自尊心丧失、对死亡的恐惧、缺乏社会支持)、行为变化(如活动减少、刺激降低、日常生活规律被打乱)以及身体功能衰退(如失去身体独立性、慢性病负担)。

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环境因素与焦虑症状存在关联。环境因素大致可分为生活环境(如噪音、室内空气质量等居住场所的即时物理条件)和社区环境(如便利设施的可达性、绿地、基础设施等更广泛的社区层面要素)。持续的噪音和较差的室内空气质量可能会诱发焦虑;而靠近绿地、公园和社区设施等社区环境因素则可能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有益。然而,过往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欧洲的研究对绿地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存在争议,有的研究甚至指出接触更多草地可能会增加心理困扰的几率。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人群特征(如性别、城乡差异)会影响个体对环境的感知、互动和受益方式,进而影响环境因素对焦虑症状的作用。西方国家在此方面研究较多,但针对中国老年人环境因素与焦虑关系的研究证据不足,且性别和居住地点(城市或农村)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也尚不明确。因此,开展此项研究,探究中国安徽老年人生活和社区环境因素与焦虑症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方法


  1. 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该研究数据来自安徽省健康长寿调查(Anhui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AHLS)。研究人员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阜阳、六安、宣城和滁州四个城市,从每个城市的 3 - 5 个城乡社区招募 60 岁及以上且具备基本沟通能力的老年人。在 2019 年 7 - 8 月共招募 6211 人,排除焦虑评估、生活环境评估或协变量数据缺失的个体后,最终 5876 人纳入数据分析。
  2. 焦虑症状评估:使用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 - 7)评估焦虑症状。该量表包含 7 个项目,用于评估过去两周内个体经历焦虑症状的频率,得分范围为 0 - 21 分,5 分及以上被认定为有焦虑症状。量表通过结构化面对面访谈由参与者自评,确保不同文化程度的参与者都能准确作答。
  3. 生活和社区环境评估:生活环境方面,询问参与者是否受到噪音(如交通、建筑、商业噪音)和房屋灰尘困扰,以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作为生活环境的指标。社区环境评估包括无障碍设施的可用性、距离超市、餐厅、医院、公园等设施 10 分钟步行距离(800 米)内的可达性,以及住所 800 米缓冲区内绿地和蓝地的占比情况。利用在线地图工具和百度地图确定参与者住所与设施的位置和距离,通过 Open Street Map 获取土地利用层数据并经 ArcGIS 10.6 计算绿地和蓝地占比。
  4. 协变量:数据分析考虑了多种人口统计学因素和潜在混杂变量,如城市、年龄、性别、居住地点(城市或农村)、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收入、吸烟、饮酒、睡眠质量、身体质量指数(BMI)以及自我报告的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情况。
  5. 统计分析:运用描述性和可视化方法汇总数据分布。由于 GAD - 7 得分不呈正态分布,在 t 检验和回归模型中使用稳健标准误。采用多层次线性和逻辑回归分析环境因素与焦虑症状的关联,同时进行敏感性分析评估缺失数据的影响,通过独立 t 检验比较亚组间 GAD - 7 得分均值差异,运用调节分析评估环境因素与性别、城乡居住状态的交互作用。所有分析借助 Stata 16.0 和 IBM SPSS Statistics 25.0 完成,绘图使用 Microsoft Excel 和 GraphPad Prism 8.0.1,以 p < 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1. 参与者基本特征:参与者平均年龄 71.01 岁,城乡居民各占约 50%,教育水平普遍不高,近一半为文盲,超 50% 的参与者年收入低于 6500 元。居住在有灰尘和噪音环境中的比例分别为 9.8% 和 12.2%,大部分参与者(63.2%)附近没有无障碍设施,约 24.5% 的参与者被归类为有焦虑症状。
  2. 环境因素与 GAD - 7 得分关系:未暴露于灰尘和噪音环境的参与者 GAD - 7 得分较低;有超市、餐厅、公园以及有绿地或蓝地在 800 米范围内的参与者 GAD - 7 得分也较低;而经常去的地方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参与者 GAD - 7 得分较高。
  3. 环境因素与焦虑症状的关联:控制协变量后,居住在噪音环境中的参与者患焦虑症状的几率更高;居住在灰尘环境中的参与者 GAD - 7 得分更高且患焦虑症状的几率增加;有无障碍设施的参与者 GAD - 7 得分更低且患焦虑症状的可能性降低;距离医院较近的参与者患焦虑症状的几率增加;靠近公园的参与者患焦虑症状的可能性降低;800 米缓冲区内有绿地的参与者患焦虑症状的可能性降低。
  4. 敏感性分析结果:使用插补数据进行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与主要分析一致,表明缺失数据对研究结果影响较小。
  5. 性别和城乡差异分析:女性 GAD - 7 得分显著高于男性,性别与部分环境因素(如 800 米内的超市、餐厅、公园)存在交互作用,但按性别分层分析后,这些环境因素与焦虑症状的关系在男女中均无统计学意义。农村居民 GAD - 7 得分高于城市居民,城乡居住状态与公园存在交互作用,农村居民住所附近有公园时 GAD - 7 得分更低且患焦虑症状的几率降低,而城市居民中未发现这种关联。

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发现,中国安徽城乡老年人的焦虑症状与生活和社区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生活在有灰尘和噪音环境中的老年人更易出现焦虑症状,而居住在无障碍设施和公园附近的老年人焦虑风险较低。

灰尘作为常见污染物,可能含有颗粒物和气溶胶等多种物质。长期暴露于颗粒物会增加焦虑风险,其潜在机制可能涉及炎症反应、对神经系统的影响等。室内灰尘积累可能通过造成不适、降低空气质量和给人不清洁的感觉,加重心理压力,进而导致焦虑症状增加。不过,灰尘与焦虑症状的关系还需考虑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尤其是老年人身体机能较弱,对空气质量变化更为敏感,未来还需深入研究灰尘暴露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和机制。

社区环境中,无障碍设施的缺乏与老年人焦虑症状相关。无障碍设施便于老年人参与休闲和社交活动,有助于减轻压力,改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公园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益,靠近公园为他们提供了休闲、社交和娱乐的机会,鼓励身体活动,减轻心理困扰,增加主观幸福感,从而降低焦虑症状。但本研究中,绿地和蓝地与老年人焦虑症状未呈现明显关联,这可能与中国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更依赖家庭和社区社交网络获取心理支持,以及自然空间的设计和可达性影响其使用等因素有关。此外,居住在医院附近的老年人焦虑症状增加,可能是因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使其他疾病更易被发现,住院经历影响患者应对和适应能力,以及医院周边环境的影响等。

研究还发现性别和城乡状态与部分环境因素存在交互作用。在中国,老年男性和女性对环境因素的利用程度不同,可能导致环境因素与焦虑症状关系的性别差异,但样本量可能限制了按性别分层分析时关系的显著性检测。城乡之间,公园与老年人焦虑症状的关系存在差异。农村地区公园相对稀少,对缓解压力和焦虑更为重要;而城市地区娱乐选择丰富,公园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且城市老年人面临更多生活压力和环境污染,可能抵消了公园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具有多方面优势,样本来自安徽多个城市,涵盖多种生活和社区环境,样本量大,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对社区环境的测量采用客观评估方法,保证了测量准确性;纳入多个变量控制混杂因素,使评估更准确。然而,研究也存在局限性。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样本来自特定城市,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代表性受限;未纳入一些遗传和社会因素;焦虑症状分类基于筛查工具,可能存在误分类偏倚;对噪音和灰尘的评估依赖自我报告,缺乏客观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不够全面。

总的来说,该研究为改善老年人生活环境、促进心理健康提供了重要依据。未来研究应采用多中心纵向设计,扩大样本量,纳入更全面的影响因素,使用更精确的诊断工具和客观测量方法,以进一步明确环境因素与老年人焦虑症状的关系,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和社区规划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从而构建更有利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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