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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比利时 HIV 传播问题，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开展新确诊 HIV 感染者社交与性网络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群体网络差异影响风险行为。此研究为制定更有效预防策略提供依据，推荐科研读者阅读。
在比利时，艾滋病的流行情况一直备受关注。来自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的 Ella Van Landeghem、Charlotte Vanden Bulcke 等研究人员在《BMC Public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题为 “Social and sexual networks of newly diagnosed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 qualitativ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的论文。这篇论文对于深入理解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机制，制定更有效的预防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为公共卫生领域对抗艾滋病提供了关键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研究背景
在西欧，比利时的艾滋病疫情处于较高水平，新确诊的艾滋病病例数量较多。2023 年，比利时有 665 人新确诊感染艾滋病，其中 49% 是异性恋者，45% 是男男性行为者（MSM，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近年来，新确诊病例数呈现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在比利时男男性行为者中尤为明显，异性恋人群中的新确诊人数在男性和女性中也均有所增加。
比利时推行了艾滋病综合预防计划，如在 2017 年就推出了暴露前预防（PrEP，HIV Pre - Exposure Prophylaxis ）并纳入国家公共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然而，PrEP 并没有平等地覆盖到所有艾滋病感染风险群体。例如，2023 年开始使用 PrEP 的人群中，96% 是男男性行为者，只有 3% 是非洲国籍人群。
此前的研究表明，艾滋病的传播与社会环境和个人行为密切相关。感染艾滋病的人存在较高的性风险行为，如性行为时频繁使用药物、曾被诊断出性传播感染（STI，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不坚持使用安全套等。而且，社会和性规范、行为所处的社会环境对艾滋病的传播影响很大，比如社区对艾滋病治疗和正常化的看法会影响人们的性风险行为，社交媒体、约会应用程序等社交环境可能会鼓励酒精、药物使用和性风险行为。但目前针对比利时背景下，社会和性网络如何影响艾滋病预防和风险行为的数据还很缺乏。因此，开展这项研究对于深入了解比利时艾滋病传播动态，进一步降低新确诊病例数量至关重要。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研究方法，运用现象学研究方法，旨在深入理解参与者对感染艾滋病的认知、相关意义构建，以及社会和性网络等背景因素对这些经历的影响。
研究的参与者来自一项定量研究，该定量研究通过自我报告问卷评估与新艾滋病感染相关的因素。本研究的纳入标准为成年且新确诊感染艾滋病（确诊时间在感染后 3 个月内）的患者。最终，20 名参与者完成了本项定性社会网络研究。
在数据收集阶段，研究人员从参与者自身角度收集其社会和性网络数据。从 2022 年 3 月到 10 月，通过面对面或线上安全技术进行深入访谈。三位经过培训的访谈者运用社会关系图辅助访谈技术，借助受已有案例启发并针对本研究改编的主题指南进行访谈。访谈过程中，研究人员使用纸、笔和便利贴等简单工具，让参与者列出潜在的社交联系对象（即 “alters”），并将他们放置在代表与自己关系亲疏的同心圆纸上，同时用不同颜色代码表示与这些对象在性健康、安全性行为建议等方面的交流情况。每次访谈平均持续约一个半小时，参与者会获得 25 欧元的代金券作为参与研究的补偿。
在数据分析阶段，访谈内容被录音并逐字转录，语言包括荷兰语（18 人）、英语（1 人）和法语（1 人）。数据分析分两步进行，第一步独立分析社会关系图，对其结构进行描述性分析，包括 alters 的数量、关系特征等，并对关系类型进行编码；第二步运用反思性主题分析方法分析访谈文本数据，识别与研究问题相关的主题，经过反复检查和团队讨论确定最终主题。
研究结果
- 参与者描述：20 名参与者年龄在 21 - 70 岁之间，中位年龄 44 岁，多数为男性（19 人）。其中 13 人自认为是男同性恋且有男男性行为（gMSM，Gay - identified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2 人是异性恋且与女性有性行为（hMSW，Hetero - identified men who have sex with women ），1 人是异性恋但只与男性有性行为（hMSM，Hetero - identified men who has sex with men ），1 人是异性恋女性且与男性有性行为（hWSM，Hetero - identified wo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3 人是双性恋且只与男性有性行为（bMSM，Bisexual - identified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除 4 人外，大多数参与者确诊近期感染艾滋病。参与者大多拥有比利时国籍，部分人在国外出生，超过一半完成了高等教育。
- 个人社会和性网络描述：研究共构建了 19 个社会关系图，有 1 名参与者拒绝绘制。参与者列出的 alters 数量最少 1 个，最多 14 个，平均 8 个；添加到社会关系图中的 alters 数量在 1 - 13 个之间，平均 6 个。参与者绘制社会关系图的方式各不相同，有些人将多个 alters 归为一组，有些人则排除对自己艾滋病预防行为影响不大的对象。被提及最多的 alter 类型是 “朋友”，其次是家庭成员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在关系类型方面，“友谊” 类别提及次数最多，其次是 “家庭纽带”。
- 网络对艾滋病预防和风险行为的影响
- 朋友：gMSM 参与者会区分 “异性恋朋友” 和 “同性恋朋友”，他们认为与同性恋朋友或临时性伴侣讨论性健康更容易，而异性恋参与者很少认真讨论性健康话题。
- 社区：gMSM 参与者认为 “同性恋群体” 或 “同性恋社区” 对艾滋病预防决策有重要影响，社区的预防工作提高了他们的意识；相比之下，他们觉得异性恋人群对艾滋病预防的意识较低，对 PrEP 和暴露后预防（PEP，Post - Exposure Prophylaxis ）了解不足，艾滋病风险认知也较低。
- 家庭成员：与父母关系良好的参与者表示，家庭成员在生活选择方面有影响，但在性相关问题上影响较小。
- 医疗服务提供者：许多参与者将医疗服务提供者纳入社会关系图，因为他们在诊断和治疗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参与者对家庭医生（FP，Family physician ）在艾滋病诊断和性健康方面的反应或处理方式感到失望，部分家庭医生对 PrEP 了解不足，导致错失预防机会。
- 性伴侣：部分 gMSM 参与者的社会和性网络存在重叠，但不常见。除非性伴侣也是生活伴侣或固定性伴侣，否则参与者通常不将其纳入社会关系图，即便纳入也会放在离自己较远的位置，不过性伴侣也是性健康信息的来源之一。许多 gMSM 参与者意识到艾滋病风险，这与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障碍和性化药物使用有关，他们使用安全套往往取决于性伴侣的明确要求，而且无安全套性行为受群体动态等因素影响。异性恋女性参与者表示男性通常不愿意使用安全套。此外，部分与男性有性行为但自认为不是同性恋的参与者（如 hMSM、bMSM）对自己的性身份感到困惑，他们的社会和性网络完全分开，且更喜欢匿名性行为，这增加了艾滋病传播风险。
- 网络对应对和与艾滋病共存的影响：参与者与他人关系的质量影响着他们对艾滋病的沟通，特别是向谁透露自己的艾滋病感染状况。那些能在社交网络中分享感染状况的人，能够公开谈论自己的担忧、分享经验并获得心理支持。然而，预期的社会支持不足会影响对艾滋病诊断的接受度，社会支持少的人更难接受自己的感染状况，从而选择隐瞒，无法获得社会支持来更好地应对。参与者通常只将被视为 “生活伴侣” 或 “固定性伴侣” 的性伴侣纳入社交网络，并会在少数性接触后告知他们自己的艾滋病诊断，但很少向临时性伴侣透露。
- 艾滋病污名化：预期的艾滋病污名化是参与者不向社交网络中关系较远的人透露感染状况的重要原因。对于关系较近的人，参与者不透露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负面反应或不必要的担忧。特别是异性恋和双性恋参与者，由于预期和内化的艾滋病污名化以及内化的恐同心理，更倾向于隐瞒诊断。
研究结论与讨论
这项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分析（SNA，Social Network Analysis ）研究深入揭示了新确诊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和性网络对其性风险行为和艾滋病预防行为的影响。参与者的网络规模差异很大，朋友、家人和生活伴侣被认为关系最密切，艾滋病医生和家庭医生在提供信息和支持方面有重要作用，但在预防方面存在不足。
不同性取向和性行为模式的参与者在网络结构和对艾滋病的认知、预防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gMSM 参与者对艾滋病预防方法的认识较高，他们通常与同性朋友或性伴侣讨论性健康，而异性恋参与者的社交网络中较少讨论这一话题。异性恋和双性恋且有男男性行为的参与者（hMSM/bMSM）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易感染艾滋病，也未采取预防策略，这可能与艾滋病预防信息主要针对 gMSM 群体有关，导致其他群体被忽视。此外，hMSM 和 bMSM 参与者的性身份与性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受社会规范影响，他们的情况不被充分理解。
在艾滋病预防和性健康促进方面，该研究有重要意义。研究建议应开展全面、包容且主流化的性健康促进和艾滋病预防工作，确保覆盖所有易感染艾滋病的人群，而不仅仅是当前重点关注的群体。同时，要广泛传播 PrEP 和 PEP 的信息，减少社会层面的污名化，增强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支持和应对能力。家庭医生应在日常诊疗中与所有患者讨论性健康、STI/HIV 检测和预防措施，提高对 PrEP 的认识和应用。此外，还应考虑到不同群体对医疗服务环境的偏好，如男同性恋友好诊所更有利于促进性健康讨论。
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不能完全代表比利时艾滋病监测中的所有传播群体，数据未达到饱和状态，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有限。参与者在接受访谈时可能存在回忆偏差，访谈者与参与者的性别、性取向差异可能导致访谈者偏差，而且以自我为中心的网络方法只能从参与者个人角度提供信息，无法呈现完整的社会网络。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艾滋病预防和性健康促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见解，为未来的研究和实践指明了方向，有助于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艾滋病预防策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