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为探究早期亲子分离与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关系，徐州医科大学 Zheng Gao 等人开展相关研究。结果发现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起部分中介作用。该研究为干预青少年抑郁提供依据，极具科研价值，推荐阅读。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东方医院精神科与心理科的 Zheng Gao 等人，在《BMC Psychology》期刊上发表了题为 “Early parent-child separation and adolescent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perceived pleasure in social interactions” 的论文。这篇论文聚焦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领域，对深入理解早期亲子分离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其研究成果有望为相关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助力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 。
一、研究概述
该研究旨在探究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是否在早期亲子分离与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人员通过对 1250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得出了一系列具有价值的结论。
二、研究背景
童年时期的逆境对人一生的心理健康有着深远影响，这一点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成长阶段亲子关系的破裂与青少年及成年后抑郁症发作之间的联系。比如，Zhao 的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的亲子分离与 3522 名中国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Li 和 Liu 也在青少年和成年早期证实了这一结果。早期亲子分离经历（Early Parent-child Separation Experience，EPSE），即 16 岁前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分离至少 6 个月，已被认定为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
然而，这些早期经历影响心理健康的潜在机制却尚未完全明晰。发展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强调，早期亲子关系对孩子的情绪自我调节、依恋安全感和人际交往功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关键时期的分离或情感缺失，可能会阻碍这些关键技能的发展，使得孩子在面对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和情感挑战时，更容易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
尽管亲子分离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已得到确认，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有待解答。例如，童年时期中断的父母养育经历是通过哪些具体途径增加青少年抑郁症状风险的？是否存在潜在的中介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并为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此外，先前研究表明，青少年抑郁症存在性别和年龄差异。比如，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因此，在本研究探索中介因素时，研究人员将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纳入了考量。
还有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因素是青少年从社交互动中获得的主观愉悦体验和感知。社交互动是指个体之间的沟通和人际交往过程。通过人际关系获得愉悦、满足和积极强化的能力，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个体的社交重心从主要依赖亲子关系逐渐转向社会和同伴关系。如果青少年从社交关系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受损，可能会导致心理脆弱。例如，Tan 提出，表现出社交快感缺乏（social anhedonia，即从人际交往中体验快乐的能力下降）的个体，往往会因为缺乏奖励体验而不是社交环境引发的焦虑而退出社交互动。Liu 则发现，积极的社交关系，如支持性的师生关系，能够作为保护因素，促进与父母分离的孩子的情绪和行为调整 。由此推测，经历过亲子分离的青少年可能会改变自我认知，降低从社交互动中获得快乐的能力，进而减少社交联系，产生孤独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假设：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在早期亲子分离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方法
- 研究对象：该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 2021 年 9 月至 12 月，从中国江苏省的中小学中招募了 1340 名 10 - 18 岁的中国青少年。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研究运用了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先根据地理位置和学校类型对学校进行分层，然后在每个分层中随机选择学校集群，最后邀请所选学校的学生参与研究。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经过培训的访谈人员全程指导参与者，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最初邀请的 1340 名学生中，获得了 1250 份有效回复，有效回复率为 93.28%。纳入标准包括：年龄在 18 岁以下；愿意完成所有研究问卷；能够理解问卷内容；获得法定监护人签署的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有：问卷回答不完整或有缺失；回答模式存在偏差或不认真；连续十个或更多相同回答；回答不合逻辑或不可信 。
- 研究工具
- 早期亲子分离：使用中南大学医学心理学中心编制的《早期亲子分离经历问卷（中文版）》评估受试者是否有亲子分离经历。该问卷专门为中国受访者设计，无需担忧语言或文化适应性问题，且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问卷要求参与者填写分离发生的年龄、持续时间和具体原因。本研究中，EPSE 被定义为 16 岁前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分离至少 6 个月，不包括因旅行、上学或探亲等原因导致的分离。
- 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采用中文版的 Snaith - Hamilton 愉悦量表（Snaith-Hamilton Pleasure Scale，SHAPS）进行评估。选取其中 3 个与社交互动相关的项目（第 2、8、14 项）来衡量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例如 “我喜欢和家人或亲密朋友在一起”。该量表采用 4 级评分制，从 1（“强烈同意”）到 4（“强烈不同意”），得分范围为 3 - 12 分，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越低 。中文版 SHAPS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样本中，其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65。
- 抑郁症状：运用中文版的 9 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 - 9）进行测量，如 “你多久会感到情绪低落、沮丧或绝望”。问卷项目从 0（“完全没有”）到 3（“几乎每天”）计分，总分为 0 - 27 分，得分越高代表抑郁症状越严重。先前研究表明，在中国，PHQ - 9 的临界值为 5 分，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本研究以 PHQ - 9 得分≥5 分来区分参与者是否存在抑郁症状，并将其分为抑郁症状组（Depressive Symptoms group，DS 组，PHQ - 9≥5）和无抑郁症状组（Non - Depressive Symptoms group，NDS 组，PHQ - 9 < 5） 。PHQ - 9 是广泛应用的抑郁自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其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75。
- 质量控制：为有效控制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CMB），研究人员向参与者说明了问卷的匿名性和严谨性，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来检验 CMB。评估 CMB 的标准基于未旋转因子分析的结果，具体考察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数量，以及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累计百分比。若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累计百分比低于预定阈值，则表明 CMB 不显著。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 CMB，有 6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22.73% 的方差，低于 40% 的临界标准。
- 统计分析：使用 SPSS 24.0 软件及其 PROCESS 宏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设定 α = 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连续变量以均值 ± 标准差（M ± SD）表示，分类变量以频率和百分比（%）呈现。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 DS 组和 NDS 组在人口统计学及其他特征上的连续变量差异，用卡方检验比较分类变量（如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先前 EPSE）差异 。通过 Spearman 相关性分析、偏相关性分析和逻辑回归，探究早期亲子分离、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运用中介模型，控制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检验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是否在亲子分离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该中介模型通过 PROCESS 模型 4 进行简单中介检验。采用 Bootstrap 分析（5000 次重抽样）确定间接效应的显著性，若间接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则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四、研究结果
- 社会人口学特征：最终样本包含 1250 名中国青少年，平均年龄为 12.95 ± 1.55 岁，其中男性占 54.6%。有 327 名（26.2%）青少年报告有过 EPSE 经历，459 名（36.7%）青少年存在抑郁症状，791 名青少年无抑郁症状。DS 组的平均年龄显著大于 NDS 组（13.30 岁 vs. 12.75 岁，P < 0.001）；DS 组的社交互动得分高于 NDS 组（5.37 vs. 4.63，P < 0.001），这意味着 DS 组青少年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更低；DS 组早期与父母分离的比例明显高于 NDS 组（P < 0.001）；DS 组中女性的比例也更高（P < 0.01） 。
- 相关性和逻辑回归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先前 EPSE 与 PHQ - 9 得分呈正相关（r = 0.135，P < 0.001）；社交互动得分与先前 EPSE（r = 0.101，P < 0.001）和 PHQ - 9 得分（r = 0.232，P < 0.001）均呈正相关，由于社交互动得分越高表示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越低，所以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与先前 EPSE 和抑郁症状呈负相关。调整年龄和性别等协变量后，这些相关性依然显著。
逻辑回归分析表明，先前 EPSE 显著增加了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几率（OR = 1.743；95% CI，1.348 - 2.253）；年龄越大，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几率越高（OR = 1.266；95% CI，1.171 - 1.369）；社交互动得分与抑郁症状的发生几率正相关，即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越低，患抑郁症状的可能性越大（OR = 1.657；95% CI，1.468 - 1.872），说明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是预防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女性也是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显著风险因素（OR = 1.484；95% CI，1.117 - 1.870） 。
3. 中介分析：以先前 EPSE 为自变量，社交互动得分为中介变量，抑郁症状为因变量，控制年龄和性别后进行中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先前 EPSE 正向预测社交互动得分（路径 a，β = 0.210，P = 0.001），社交互动得分正向预测抑郁症状（路径 b，β = 0.451，P < 0.001）。直接效应（β = 0.383；95% CI，0.114 - 0.653）和间接效应（β = 0.095；95% CI，0.032 - 0.168）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部分中介了早期亲子分离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19.87% 。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揭示了早期亲子分离与青少年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路径，发现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在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果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研究发现 36.7% 的青少年自我报告存在抑郁症状，这一数据与近期的荟萃分析结果相符，表明在过去十年中，全球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从 24% 升至 38%。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学业压力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导致这一现象。同时，研究再次证实了抑郁症状存在性别差异，女孩的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男孩，这可能与生物、心理和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 。
早期亲子分离在抑郁症状组中的发生频率更高，且与青少年抑郁症状呈正相关，这进一步强调了预防早期亲子分离的重要性。亲子分离可能会造成心理创伤，引发负面情绪，导致父母社会支持的缺失，影响依恋关系的形成，进而破坏人际关系 。
此外，研究还发现亲子分离与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呈负相关。根据依恋理论，早期与主要照顾者的分离会破坏安全依恋关系的形成。早期的依恋经历深刻影响着孩子对后期社会经历的理解和反应，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交和情感功能。当这种关键的依恋关系因分离而受到破坏或损害时，可能会导致不安全的依恋风格，如回避型或焦虑型，使得个体在建立和维持亲密人际关系时遇到困难，从社交互动中获得的愉悦感或满足感也会降低 。
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这符合抑郁症的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环境中缺乏积极强化以及过多的厌恶性经历会导致抑郁。在本研究中，如果青少年认为社交互动没有回报或不愉快（即缺乏积极强化），可能会增加他们患抑郁症状的易感性；相反，那些从社交互动中获得愉悦和强化的个体，更有可能参与并维持这些有益的社交行为，从而起到预防抑郁症状的作用 。
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的中介效应仅占 19.87%，虽然比例相对较小，但如果这个因素是可调节的，那么即使是较小的中介效应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为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了方向，例如通过开展社交技能训练、促进同伴互动、进行亲社会行为训练等，改变青少年的负面认知偏差，促进行为激活，增强他们从社交活动中获得满足感和愉悦感的能力，从而减轻早期亲子分离对抑郁症状的负面影响 。
不过，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亲子分离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表明两者之间的关联有限，不能排除未考虑到的其他潜在变量或调节因素的影响。此外，研究未直接测量社交互动的频率作为早期亲子分离对抑郁症状影响的中介变量，这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其次，本研究聚焦于中国青少年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群体，研究结果对其他人群的普适性可能有限。尽管研究中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但较大的样本量可能对此有一定贡献。因此，有必要开展不同样本量和不同人群的研究，进行跨文化和跨国研究，以明确文化和社会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提高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最后，本研究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会引入偏差。未来研究可以纳入教师或家长报告等多种数据来源，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若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跟踪随时间的变化并确定因果关系，将能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突出了自我感知的社交互动愉悦感对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影响，为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依据。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但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有望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