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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公众对神经调节技术认知不足的问题，英国诺丁汉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结果发现公众对神经调节总体积极，且偏好非侵入性技术。该研究为临床应用、技术研发等提供依据，值得科研人员一读。
英国诺丁汉大学医学院（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 Cyril Atkinson-Clement、Andrea Junor 和 Marcus Kaiser 等研究人员在《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发表了题为 “Neuromodulation perception by the general public” 的论文。这篇论文在神经技术与公众认知领域有着重要意义，它深入探讨了公众对神经调节（neuromodulation，即对神经系统功能进行调控的技术）的看法，为神经技术的发展、临床应用以及医患沟通提供了关键依据。
研究背景
神经调节技术的发展为脑部干预带来了新契机，像 Neuralink? 和 Synchron? 等公司专注于开发脑植入等技术，旨在提升人类能力。然而，这些举措虽然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但也造成了公众对其他神经调节技术的忽视，导致研究现实与公众认知之间存在差距。这种差距对于理解和提升公众对现有及发展中的神经调节干预措施的接受程度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哪些方法可能被公众接受，哪些可能面临拒绝。
治疗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而这是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低治疗依从性现象普遍，近 50% 的慢性病患者不遵守治疗方案，这不仅降低了有效治疗的临床益处，还导致许多可避免的住院、疾病恶化甚至死亡，从产业角度看，也致使一些有前景的治疗方案失败。低依从性的原因众多，包括对患者沟通和解释不足，以及某些治疗方式带来的污名化等。
近年来，神经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新一代非侵入性神经调节技术，如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和超声刺激（Transcranial Ultrasound Stimulation，TUS）。这些技术与传统的药物和植入物（主要通过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 使用）一起逐渐被认可。不过，不同方法在医学界和社会中的认知存在差异。药物仍是许多疾病的标准治疗方法，但植入物因其侵入性和潜在风险引发担忧，尽管它在缓解症状方面可能比药物更有效。非侵入性技术对公众来说相对陌生，比如 TDCS 常因与电击疗法的误解而面临污名化，然而公众对这些方法的实际看法仍不明确。现有调查多关注治疗效果评估或征求临床医生意见，往往忽视了非侵入性神经调节等新干预措施。所以，开展这项研究以了解公众对神经调节的看法和偏好十分必要。
研究方法
- 参与者招募：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通过 Twitter/X、英国及国际专注于脑和心理健康的慈善机构、邮件列表等渠道招募参与者。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多数来自英国，最终共 784 人完成调查。由于调查要求参与者提交前确认答案，无法确定开始但未完成或提交的人数，且因邀请转发方式，也无法计算邀请总数和参与率。该在线调查遵循相关准则和规定，经诺丁汉大学医学院和健康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FMHS 147 - 1022）批准，参与者均为成年人（≥18 岁），并同意按隐私和数据处理标准（GDPR）使用其匿名数据，所有参与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调查问卷：问卷开发经过多步。首先由神经科学专家（C.A - C、M.K）与诺丁汉大学医学院的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学家合作编制初稿，之后由英语母语者校对，并在不了解研究目的的非专业参与者中进行测试。参与者完成问卷约需 10 分钟（中位数：10 分 2 秒），问卷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神经调节基本信息，让参与者对 4 个正面和 4 个负面形容词打分（从 - 5“完全不 [形容词]” 到 + 5“非常 [形容词]”），以评估非专业人群对神经调节的总体感知。第二部分介绍五种神经调节方法（化学方法即药物、脑植入、电刺激、磁刺激和超声刺激）的优缺点，让参与者按偏好排序，并对每种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评分，再次用相同形容词打分，最后设置自由文本项，了解提供信息后公众对神经调节概念的看法变化。第三部分收集参与者的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职业、年收入、药物使用情况、手术史、精神和 / 或神经疾病诊断等信息，答案分类依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标准。若参与者报告有精神和 / 或神经疾病诊断，则进入第四部分，收集疾病相关信息。
- 统计分析：所有统计分析使用 R 软件，设定显著性阈值为 p ≤0.05。用 χ2 检验描述样本特征；用多项对数线性检验分析神经调节的感知和方法排序，以保留李克特数据分布的非线性；用线性混合模型分析所有方法的感知安全性和有效性，模型纳入所有测量的协变量以控制其影响；对参与者提供的自由文本进行词形还原，选取至少两名参与者使用且属于特定词类的单词，排除标点、数字、符号和常见停用词，通过多项二项式回归确定特定单词与特定形容词得分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
- 参与者特征：784 名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显示，女性、居住在英国的人、本科学历者、失业或学生、健康或有神经系统疾病者占比偏高；75 岁及以上、非英国居民、博士学历、工人和办公室主管、仅患精神疾病或同时患精神和神经系统疾病者占比偏低。后续分析纳入这些变量以平衡其影响。
- 对神经调节的感知及信息提供的影响：在仅知晓神经调节一般定义时，其概念多被认为 “有趣”（调整后平均得分：+3.01；81% 感兴趣），但也引发 “困惑”（调整后平均得分：?0.89；48% 困惑），与 “乐观” 无关（调整后平均得分：?0.09；58% 不乐观），“担忧” 程度较高（调整后平均得分：?1.88；32% 担忧）。提供不同方法信息后，“乐观”（调整后平均得分差异：+1.64；70% 乐观）、“舒适”（调整后平均得分差异：+1.10；63% 舒适）和 “兴奋”（调整后平均得分差异：+0.53；62% 兴奋）得分显著提高，“困惑” 程度改善（调整后平均得分差异： - 1.21；74% 不困惑），但 “担忧”（调整后平均得分差异：+0.18；39% 担忧）和 “愤怒”（调整后平均得分差异：+0.05；9% 愤怒）略有增加。健康参与者与患者对神经调节的感知存在差异，健康参与者更消极，兴趣更低，悲伤和担忧程度更高。通过文本挖掘发现，不同形容词与特定单词存在正相关，如 “感兴趣” 与 “love”“carry” 等相关，“乐观” 与 “yet”“machine” 等相关。
- 对不同神经调节技术的感知：在对五种神经调节技术的偏好排序中，超声刺激最常被排在第一或第二位（67%），其次是磁刺激（50%）、药物（36%）、电刺激（32%）和脑植入（14%）。不同人群对技术偏好有差异，年轻人更倾向药物，高中学历者更倾向脑植入，男性更倾向磁刺激，女性更倾向超声刺激。在感知安全性方面，超声（调整后平均得分：+0.947，p<0.001）和磁刺激（调整后平均得分：+0.401，p = 0.001）被认为安全，电刺激看法不明确（调整后平均得分：-0.065，p = 0.523），药物（调整后平均得分：-0.207，p = 0.044）和脑植入（调整后平均得分：-1.013，p<0.001）多被认为不安全。在感知有效性方面，只有超声（调整后平均得分：+0.423，p<0.001）和脑植入（调整后平均得分：+0.400，p<0.001）被认为有效，磁刺激（调整后平均得分：-0.011，p = 0.906）、电刺激（调整后平均得分：-0.020，p = 0.834）和药物（调整后平均得分：-0.098，p = 0.315）看法不明确。
研究结论与讨论
综合来看，该研究发现公众对神经调节总体持积极看法，提供信息能显著提升乐观情绪，减少负面看法，这凸显了教育和提高意识在理解新兴医疗干预措施中的关键作用。在各种神经调节技术中，超声刺激因被认为安全有效，成为最受欢迎的治疗选择；药物被视为中间选择，公众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存疑；脑植入虽被认为有效，但因安全性问题排名最低。研究还表明，神经调节技术的认知在普通非专业人群中基本一致，受协变量影响较小。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临床角度看，研究结果对治疗依从性有启示。良好的治疗依从性是公共卫生的关键，而提供治疗相关知识能增强患者理解，促进积极认知，提高依从性，进而提升治疗效果。例如，医疗服务提供者可根据患者偏好和临床需求，提供多种治疗方案信息，让患者自主选择，以提高治疗依从性和疗效。从研究和产业发展角度，研究揭示了公众对非侵入性神经调节方法的偏好，政府和行业利益相关者可据此优先发展和推广安全、非侵入性的神经调节治疗。目前像时间干扰电刺激等技术的发展，已展示出克服初期局限的潜力，未来研究可朝着符合患者偏好和临床需求的方向优化创新神经调节技术。此外，研究还指出应消除公众对药物的不信任，这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治疗依从性和整体医疗效果。总之，该研究为神经调节技术的临床应用、研究方向和公众认知提升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