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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青少年问题手机使用与生命意义的关系，青岛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结果发现青少年生命意义分三类，问题手机使用等因素影响其类别。该研究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依据，值得科研读者一读。
在当今社会，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青少年更是对其依赖有加。可你知道吗？过度使用手机可能会给青少年带来不少问题。与此同时，探寻生命的意义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它就像一盏明灯，照亮青少年前行的道路，影响着他们的幸福感、人际关系以及面对困难时的态度。
但目前关于青少年手机使用和生命意义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不少谜团。一方面，大多数相关研究都聚焦于成年人，对青少年群体的关注少之又少 。而青少年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的阶段，心理还不够成熟，相比成年人，他们更容易受到手机使用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在持续时间和破坏程度上可能都更大。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在探讨生命意义时，常常采用基于总分的简单分类方法，将个体分为高、中、低得分组。这种方法就像是把所有人简单地放进几个大箱子里，忽略了每个箱子里个体之间的独特差异。比如，同样被归为 “高分组” 的人，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追求方式可能大相径庭。
为了揭开这些谜团，来自青岛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展开了深入探索。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BMC Psychology》期刊上，论文题目是《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and meaning in life among adolescents: a latent profile analyses》 。通过这项研究，他们发现青少年的生命意义存在三种不同类型，分别是低存在和探索组（占比 8.5%）、高存在和探索组（占比 31.4%）、平均存在和探索组（占比 60.1%） 。而且，问题手机使用（指无法控制手机使用，即使知道会产生负面后果仍过度使用手机的行为）会对青少年生命意义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年龄、性别、留守经历以及父母婚姻关系等因素也会影响青少年的生命意义。这些发现就像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青少年内心世界的窗户，对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两种关键技术方法。一是潜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 ，这是一种以个体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它就像一个精密的扫描仪，利用数据和概率模型，能够深入挖掘每个青少年在生命意义感知上的潜在分类，然后把他们分到不同的 “小格子” 里，这些 “小格子” 就是不同的生命意义类别，这样就能更细致地了解生命意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二是多项逻辑回归分析，这种方法就像是一个 “因果探测器”，研究人员用它来探究各种因素，比如问题手机使用、年龄、性别等，是如何影响青少年生命意义类别的，看看这些因素是怎样在背后 “操纵” 着青少年对生命意义的感知。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看研究结果。
青少年生命意义的潜剖面分析结果
研究人员从山东省选取了 1063 名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经过筛选，最终 989 名青少年的数据进入分析。他们让这些青少年填写了生命意义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MLQ） 、青少年问题手机使用自评问卷（Self-rating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SQAPMPU） 以及一些社会人口学问题的问卷。
在分析生命意义类别时，研究人员以 MLQ 问卷中生命意义存在维度和探索维度的分数作为指标，用 Mplus 8.3 软件进行潜剖面分析。他们从一类模型开始尝试，逐渐增加类别数量。就像搭积木一样，一块一块地尝试，看看怎样的组合最合适。结果发现，随着类别数量从 1 增加到 5，Akaike 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 、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 、调整后的 BIC（adjusted BIC，aBIC） 这些衡量模型拟合度的指标值总体上在下降，这说明模型越来越贴合实际情况。同时，Lo - Mendell - Rubin 似然比检验（Lo-Mendell-Rubin likelihood ratio test，LMR） 和自助法似然比检验（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BLRT） 也表明，每增加一个类别，模型拟合度都有显著提升 。不过，到了 3 类模型时，这种下降趋势开始变平缓，而且 4 类和 5 类模型中出现了个别类别样本量极少的情况。综合考虑准确性、简洁性和可解释性，研究人员最终确定 3 类模型为最优解。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这三个类别青少年的特点，研究人员绘制了两个维度的 Z 分数图。结果发现，低存在和探索组在两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都最低，大约只有 10 分，这表明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感知处于较低水平；高存在和探索组在两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最高，展现出很强的生命意义感；平均存在和探索组的得分则处于中间水平 。
青少年生命意义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确定了生命意义的类别后，研究人员接着用多项逻辑回归模型来探索问题手机使用和其他因素对这些类别的影响。在这个模型里，他们把 SQAPMPU 问卷的各个维度以及社会人口学变量当作预测因素，把前面得到的三个生命意义类别当作结果变量，并且以高存在和探索组作为参照组。
分析结果显示，在低存在和探索组与高存在和探索组的比较中，SQAPMPU 问卷中生理和心理影响维度得分越高，青少年属于低存在和探索组的概率就越大，优势比（Odds Ratio，OR）达到 1.240 。这就好比说，问题手机使用对青少年生理和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他们感受到的生命意义就越少。同样，在平均存在和探索组与高存在和探索组的比较中，生理和心理影响维度每增加 1 分，青少年属于高存在和探索组的概率就会增加 1.178 倍 。
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低存在和探索组与高存在和探索组的对比中，年龄越大，青少年属于低存在和探索组的可能性越大，OR 值为 1.718 。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青少年面临的学业和社会压力越来越大，而他们的心理还不够成熟，面对挫折时不知道如何应对，从而影响了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感受。
性别方面，男性青少年属于低存在和探索组的可能性是女性的 0.515 倍 。这和之前一些研究中发现女性生命意义感可能更高的结果相呼应，但性别对生命意义的影响还没有定论，还需要更多研究来探索。
留守经历同样不可忽视。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属于低存在和探索组的可能性是没有留守经历青少年的 0.509 倍 。在中国，留守儿童面临着很多挑战，父母长期不在身边，他们缺少关爱和指导，这对他们探索和构建生命意义产生了负面影响。
父母婚姻关系也和青少年生命意义类别有关。在高存在和探索组与平均存在和探索组的比较中，父母婚姻关系和谐的青少年属于平均存在和探索组的概率比属于高存在和探索组的概率低，OR 值为 0.495 。家庭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如果父母关系融洽，孩子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受到更多爱和支持，更有利于他们形成积极的生命意义感；相反，如果父母关系不好，家庭氛围紧张，孩子的生命意义感也会受到影响。
研究人员在讨论部分总结了研究的重要意义。通过潜剖面分析，他们发现青少年生命意义的潜在类别存在明显差异。高存在和探索组的青少年生命意义感很强，对于这部分青少年，可以通过举办哲学讨论、人生规划讲座等活动，进一步深化他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低存在和探索组虽然占比最小，但他们的情况最需要关注，因为生命意义对身心健康影响很大，研究人员建议可以采用叙事疗法、目标导向工作坊或者同伴支持项目等方式，帮助他们提升生命意义感，促进健康发展。平均存在和探索组人数最多，他们的生命意义感处于中等水平，可以通过心理健康讲座、成就分享会等活动，引导他们思考生命意义，增强探索的动力。
研究还证实了问题手机使用和生命意义之间存在负相关，尤其是问题手机使用通过对生理和心理的影响，降低了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这一发现让我们对青少年问题手机使用和生命意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年龄、性别、留守经历和父母婚姻关系等社会人口学变量对青少年生命意义的影响也得到了明确，这提示我们在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时，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比如，对于有留守经历的青少年，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该给予更多关爱和支持；对于父母婚姻关系不和谐的家庭，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进行干预。
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对象只是 14 - 18 岁的寄宿中学青少年，不能直接把研究结果推广到其他年龄段或者其他群体。而且研究采用的是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未来还需要开展纵向研究来进一步验证。但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青少年生命意义和相关影响因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就像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灯，为后续研究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指明了方向，让我们能更好地帮助青少年在成长道路上找到生命的意义，健康快乐地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