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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全球皮肤癌负担趋势、相关因素及预测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研究人员开展 1990 - 2021 年皮肤癌研究，发现发病率上升且有地域差异等结果。该研究对制定防治策略意义重大，强烈推荐科研读者阅读。
在全球范围内，皮肤癌（包括恶性黑色素瘤和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后者主要是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正逐渐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想象一下，皮肤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本应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坚固 “城墙”，如今却受到癌症的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 “防御工事” 似乎出现了漏洞。
在不同地区，皮肤癌的发病情况差异巨大。高收入地区，像北美和大洋洲，由于当地人群肤色较浅，黑色素这种天然 “防晒霜” 含量低，加上户外生活方式导致紫外线暴露多，皮肤癌发病率居高不下。而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地区，虽然发病率相对较低，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接触紫外线的机会增多，再加上医疗资源有限、公众防护意识不足，皮肤癌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例如，一些地方由于缺乏早期诊断和有效的预防措施，很多患者确诊时病情已经比较严重，治疗难度大，预后效果差。这就好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皮肤癌在全球各个角落 “肆虐”，给人们的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也给医疗系统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面对这样的困境，来自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皮肤科的研究人员坐不住了。他们深知，要想有效地应对皮肤癌这个 “敌人”，必须深入了解它的 “习性”，也就是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皮肤癌负担的变化趋势，以及这些趋势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预测未来的走向。于是，他们展开了一项深入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发表在了《Scientific Reports》期刊上，论文题目是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trends in the burden of melanoma and non - melanoma skin cancer: insight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1990–2021” 。这项研究就像是一张 “作战地图”，为我们对抗皮肤癌提供了关键信息，意义重大。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制定预防和治疗策略，合理分配医疗资源，让我们在这场与皮肤癌的战斗中更有底气。
为了完成这项研究，研究人员使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他们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2021 数据库中提取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 204 个国家和地区，涉及皮肤癌的发病率和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 - 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等重要信息。通过 Joinpoint 回归分析，他们能清晰地看到皮肤癌负担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找出变化的关键时期。年龄 - 时期 - 队列分析帮助他们了解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皮肤癌趋势的影响，就像是把皮肤癌的发病因素 “拆分开来” 研究。分解分析则用于评估老龄化、人口增长和流行病学转变对皮肤癌发病率和 DALYs 变化的影响，明确各个因素的 “贡献”。最后，利用自回归综合移动平均（Autoregressive Integrated Moving Average，ARIMA）模型预测皮肤癌负担的未来趋势，为未来的 “战斗” 提前做好准备。
下面我们来看看研究结果。
全球、区域和国家总体皮肤癌负担
2021 年，全球皮肤癌估计有 6,639,951 例，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ge - Standardized Incidence Rate，ASIR）为每 10 万人中有 77.66 例，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s）负担约为 2,891,709 例，年龄标准化 DALYs 率（Age - Standardized DALYs Rate，ASDR）为每 10 万人中有 33.96 例。从地区来看，差异非常明显。北美高收入地区的 ASIR 最高，美国更是达到了 813.53；而大洋洲的 ASDR 最高，新西兰尤为突出，达到 159.45。就像不同的战场，有些地方 “战火” 更猛烈。
从 1990 年到 2021 年，全球皮肤癌的 ASIR 稳步上升，年增长率为 1.94%，其中东亚地区增长最为显著，中国的增长速度在国家层面最快。但全球的 ASDR 却略有下降，这说明整体的治疗和管理效果有所改善。不过，并非所有地区都如此，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部分地区、加勒比地区和安第斯拉丁美洲，ASDR 仍在上升。这就好比一场赛跑，有些地方在进步，有些地方却还在艰难前行。
通过 Joinpoint 回归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皮肤癌的时间趋势也不一样。2000 - 2004 年，总体皮肤癌的 ASIR 增长最为明显，主要是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大幅增加导致的。而恶性黑色素瘤在整个研究期间呈适度增长。从负担来看，2014 - 2021 年，总体皮肤癌的 ASDR 下降，主要是恶性黑色素瘤的 ASDR 显著降低，而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 ASDR 基本保持稳定。
三种主要皮肤癌负担的区域差异
2021 年，全球三种主要皮肤癌（恶性黑色素瘤、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发病率和 DALYs 差异很大。全球新发病例数分别为：恶性黑色素瘤 303,105 例，基底细胞癌 4,436,939 例，鳞状细胞癌 1,899,907 例，对应的 ASIR 分别为每 10 万人中有 3.56 例、51.71 例和 22.38 例。从 DALYs 来看，恶性黑色素瘤为 1,678,836 例（每 10 万人中有 19.63 例），基底细胞癌 1998 例（每 10 万人中有 0.02 例），鳞状细胞癌 1,210,875 例（每 10 万人中有 14.31 例）。从区域上看，北美高收入地区、东亚和西欧的新发病例数和 DALYs 最多。全球范围内，基底细胞癌在所有发病病例中占比最大，而恶性黑色素瘤虽然发病例数少，但在 DALYs 中占比最大，反映出它较高的致死率。
从 1990 年到 2021 年，三种癌症的全球 ASIR 都显著增加，但 DALYs 的趋势却各不相同。恶性黑色素瘤的 ASDR 下降，而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 ASDR 上升。在不同地区，增长情况也有差异。东欧的恶性黑色素瘤 ASIR 增长最快，东亚的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 ASIR 增长最快。在国家层面，新西兰的恶性黑色素瘤 ASIR 和 ASDR 最高，美国的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 ASIR 最高，大洋洲的鳞状细胞癌 ASDR 最高。中国在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 ASIR 和 ASDR 增长方面表现突出，而毛里求斯的恶性黑色素瘤 ASIR 和 ASDR 增长显著。
三种主要皮肤癌负担的年龄组差异
2021 年，三种主要皮肤癌的发病率都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在 50 - 69 岁年龄组达到峰值，而恶性黑色素瘤则持续上升，没有平台期。从 DALY 率来看，恶性黑色素瘤和鳞状细胞癌随年龄增长稳步上升，基底细胞癌在 50 - 59 岁达到峰值后下降。在所有年龄组中，基底细胞癌的发病例数最多，而在 DALYs 方面，鳞状细胞癌负担最重，基底细胞癌贡献最小。
从 1990 年到 2021 年，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和总体皮肤癌的发病率变化百分比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在 60 - 79 岁年龄组达到峰值后下降，而恶性黑色素瘤在大多数年龄组发病率都持续上升。在 DALY 率变化方面，恶性黑色素瘤和鳞状细胞癌随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基底细胞癌在 50 - 59 岁达到峰值后下降。从年龄 - 时期 - 队列角度看，ASIR 和 ASDR 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在老年组达到稳定，而且出生队列越靠后，ASIR 和 ASDR 越高，说明皮肤癌在年轻一代中的负担也在增加。
社会人口指数（SDI）相关的皮肤癌负担
1990 - 2021 年，在 21 个 GBD 地区中，皮肤癌的 ASIR 与 SDI 呈正相关。对于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ASIR 随 SDI 升高而稳步上升。但恶性黑色素瘤比较特殊，当 SDI 超过 0.8（即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时，ASIR 开始下降。在 ASDR 方面，恶性黑色素瘤和鳞状细胞癌最初随 SDI 上升而增加，在 SDI 约为 0.75 时开始下降，而基底细胞癌的 ASDR 随 SDI 升高持续增加。
在国家层面，2021 年总体皮肤癌的 ASIR 与 SDI 正相关，主要受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趋势的驱动。恶性黑色素瘤的 ASIR 与 SDI 呈非线性关系，在 SDI 约为 0.8 的国家达到峰值，在高 SDI 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则下降。总体皮肤癌的 ASDR 与 SDI 也相关，在高 SDI 地区，恶性黑色素瘤是疾病负担的主要贡献者。从 EAPC（估计年变化百分比）来看，总体皮肤癌的 ASIR 的 EAPC 随 SDI 适度增加，恶性黑色素瘤的 ASIR 的 EAPC 在高 SDI 国家达到稳定，恶性黑色素瘤和鳞状细胞癌的 ASDR 的 EAPC 在高 SDI 水平略有下降，基底细胞癌的 ASDR 的 EAPC 在不同 SDI 水平保持稳定。
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模式进一步体现了这些趋势。高 SDI 的国家如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恶性黑色素瘤和鳞状细胞癌的 ASIR 和 ASDR 较高；低 SDI 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非洲，ASIR 较低，但 EAPC 呈上升趋势，说明负担在增加。埃及和毛里求斯等中等 SDI 国家，皮肤癌的 ASIR 和 ASDR 增长迅速。
影响皮肤癌负担的因素及预测趋势
1990 - 2021 年，总体皮肤癌发病率和 DALYs 的增加主要是由老龄化驱动的，尤其是在高 SDI 地区，老龄化对发病率和 DALYs 的贡献都很大。在低 SDI 地区，人口增长对疾病负担的影响更大，因为这些地区资源有限，缺乏有效的预防策略。对于恶性黑色素瘤和基底细胞癌，在高和高中等 SDI 地区，老龄化是主要影响因素；在低 SDI 地区，人口增长是主要因素。鳞状细胞癌在中等到高中等 SDI 地区，老龄化和流行病学变化的影响较为均衡，在低 SDI 地区，人口增长仍然很重要。
通过 ARIMA 模型预测，到 2030 年，总体皮肤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将从 2021 年的每 10 万人中有 77.66 例上升到 101.73 例，主要是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增加导致的。虽然恶性黑色素瘤的 ASIR 增长较慢，但负担仍然很大。而总体皮肤癌的 ASDR 预计将从 2021 年的每 10 万人中有 33.96 例略降至 2030 年的 32.40 例。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强调，全球皮肤癌发病率在上升，地区差异显著。高收入国家发病率高，中等收入地区增长迅速。虽然黑色素瘤的 DALYs 负担因治疗进展有所下降，但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尤其是基底细胞癌和鳞状细胞癌）的负担仍在增加。这背后涉及人口、环境和医疗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紫外线暴露是主要的环境风险因素，不同地区因生活方式、职业等原因，紫外线暴露情况不同。例如，大洋洲地区户外生活多，紫外线暴露风险高；而一些中等收入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职业紫外线暴露增加。
同时，不同类型皮肤癌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也不同。黑色素瘤虽然发病率相对较低，但致死率高；基底细胞癌发病率高，虽死亡率低但治疗费用高；鳞状细胞癌死亡率较高，且在一些地区增长迅速。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皮肤癌的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加重。因此，制定有针对性的预防策略，比如加强防晒宣传、规范工作场所的紫外线防护，以及提高早期检测和治疗的可及性至关重要。而且，由于不同地区和社会经济水平下皮肤癌的发病情况差异很大，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也需要因地制宜，确保公平地提供医疗服务。
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低 SDI 地区的数据可能存在不平衡，导致对皮肤癌负担的低估；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尤其是基底细胞癌）可能存在漏报情况；研究只关注了三种主要皮肤癌，没有涉及罕见或研究较少的类型；ARIMA 模型可能无法完全考虑到未来预防和治疗的进展；仅用 DALYs 衡量负担可能忽略了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复发带来的心理和经济影响。未来的研究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更全面地了解皮肤癌的负担，为对抗皮肤癌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总之，这项研究为我们深入了解皮肤癌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负担变化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就像为我们在对抗皮肤癌的道路上点亮了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防治策略的制定，让我们朝着战胜皮肤癌这个目标又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