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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研究的不足，华南理工大学等单位研究人员开展创新期望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期望差距正向影响转型，CEO 权力等有调节作用。该研究为企业决策提供新视角，值得科研读者一读。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了热门话题。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企业都在努力寻找在数字时代的立足之地。随着中国经济从快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体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压力。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数字转型成为了企业探索新增长机会和发展模式的重要途径，中国政府也大力支持，提出了一系列相关战略举措，比如在 “十四五” 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升级更是势在必行。然而，现实却有点残酷。不同企业在对数字转型的认知和采用程度上存在着巨大差异。有些企业已经在数字化道路上大步前进，而有些企业还在迷茫中徘徊。以前的研究从很多角度，像产业政策、行业竞争、数字技术迭代以及消费者市场需求等，探讨了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也有研究从微观组织和个人层面进行分析，比如企业的资源和能力、高管的认知结构以及首席数字官的作用等。但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在制定数字化转型策略时，往往是基于 “启发式决策”，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的初期，决策者对数字商业环境和信息的了解并不全面，再加上智能制造让制造系统变得更加复杂，生产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加，这些都影响了企业数字化战略的理性思考。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创新研发方面也面临着挑战。虽然不少企业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它们的创新研发能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没有达到预期的领先水平。在创新的道路上，企业就像在迷雾中摸索前行的船只，需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而创新期望与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企业决策者的心头。这个差距不仅影响企业的市场地位，还会对企业的外部形象和合法性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来自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等多个单位的研究人员，在《Heliyon》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Who is in the driving seat? Assess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eedback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的论文。经过深入研究，他们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创新期望差距越大，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绩效的动力就越强，也就是说，创新期望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积极的影响；CEO 的权力越大，越能强化创新期望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影响；如果 CEO 具备功能多样性和数字素养，那么 CEO 权力对创新期望差距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的强化作用会更加明显。这些结论就像一把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的新大门。
研究人员为了开展这项研究，使用了不少关键技术方法。在数据选取上，他们挑选了 CSMAR 数据库中 2010 - 2021 年制造业的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还对数据进行了一系列处理，排除了一些特殊样本和异常值的影响。在变量定义方面，他们采用多种方式定义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期望差距、CEO 权力等关键变量。比如，通过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技术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提取与数字转型相关的关键词，以此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用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等指标来衡量创新期望差距。最后，他们运用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倾向得分匹配法等多种方法进行建模和分析。
下面来详细看看研究结果。
-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研究人员对 7244 家公司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发现样本公司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均值较低，标准差也较小，这说明大部分公司还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期阶段，只有极少数公司实现了较高程度的转型。而创新期望差距的均值虽然不大，但标准差较大，数据分布比较分散，不同公司之间的差距很明显。同时，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和相关性系数分析，发现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这为后续的回归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回归结果分析：在回归分析中，研究人员通过逐步回归的方法，一步步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创新期望差距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企业的创新期望差距越大，越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改善创新绩效，假设 H1 得到了验证。接着，研究人员发现 CEO 权力对创新期望差距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 CEO 权力越大，创新期望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影响就越强，假设 H2 也得到了支持。最后，研究人员还检验了 CEO 功能多样性和数字素养的二次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都能增强 CEO 权力对创新期望差距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正向关系的促进作用，假设 H3a 和 H3b 同样得到了验证。
- 稳健性检验：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人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检验中，他们通过半径匹配技术对样本进行处理，减少了选择偏差和混杂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研究结论基本不变。在两阶段 Heckman 选择模型检验中，考虑到企业可能存在信息披露问题导致的样本选择偏差，研究人员采用 Heckman 两阶段估计方法进行修正，结果显示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不显著，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研究人员还通过替换因变量、排除战略信息披露干扰以及控制遗漏变量等方法进行检验，这些检验结果都进一步证实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就像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陈词，有着重要意义。从理论方面来看，这项研究从企业行为理论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创新期望差距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的触发机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前因的探索性研究，同时也将企业行为理论的分析框架应用到了非财务绩效领域，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方面，补充了相关文献的不足，明确了创新期望目标与相关战略决策之间的逻辑关系。此外，研究将 CEO 权力纳入绩效反馈决策模型，分析了其对创新绩效差距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关系的影响，为企业行为理论框架下 CEO 权力与绩效反馈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新的见解，从决策者主导作用的角度丰富了 CEO 权力作用于创新搜索过程的机制，进一步拓展了高层梯队理论在数字化转型战略中 CEO 权力应用的研究。最后，研究把 CEO 特质（功能多样性和数字素养）纳入分析框架，增强和拓宽了对 CEO 特质在创新绩效反馈和数字化转型中作用的研究，明确了 CEO 权力与 CEO 特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微观机制的研究。
从实践方面来看，这项研究也为企业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对于制造业企业的决策者来说，应该把创新目标作为评估创新的重要标准，根据自身发展情况积极选择创新目标，并在创新绩效反馈的监督下，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当创新绩效明显低于预期时，要借助数字技术的力量，加快建立高效、协作、开放的创新系统。企业还需要建立基于信任和合理授权的组织框架，赋予 CEO 必要的决策权和自主权，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和积极主动性，利用 CEO 的核心能力进行价值预测和资源分配，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此外，考虑到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决策能力的高要求，企业应该寻找具备数字化关键技能的复合型 CEO，为企业的数字化战略提供有力支持。
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方面，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资源禀赋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结合中国转型经济的独特制度环境和企业内部资源情况，进一步探讨创新期望差距触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的边界条件，为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创新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企业在评估绩效时会考虑多个参考点，这些参考点可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后续研究可以探索企业在面对创新绩效的不一致反馈时的战略反应行为，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为我们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新的视角，虽然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它就像一座灯塔，为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海洋中指明了方向，也为后续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