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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食源性疾病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教育与安全食品处理实践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两者关联因风险水平而异。该研究对制定针对性政策意义重大，强烈推荐科研读者阅读。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食源性疾病（Foodborne Diseases，FBD）就像一个隐藏在暗处的 “健康杀手”，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还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世界银行估算，每年因不安全食品，这些国家在生产力和医疗费用方面的损失高达 1100 亿美元。埃塞俄比亚，这个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国家，由于基础设施不足和监管缺陷，在食品安全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且，当地食物 insecurity（食物不安全，指人们无法持续获得足够的、安全且富有营养的食物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问题严重，这更是雪上加霜，让食源性疾病的风险不断攀升。
为了预防疾病和死亡，推广安全的食品处理实践至关重要。大家都知道，教育和健康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似乎更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但这里面的关系可没那么简单，教育对健康行为的影响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就拿安全食品处理实践来说，人们在决定是否采用这些实践时，不仅会受到自己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的影响，还会考虑到各种权衡取舍，甚至一些行为偏差（比如过度乐观地估计自己不会生病）也会起作用，而这些行为偏差又可能和教育程度有关。
之前虽然有不少研究关注教育和健康行为的关系，但对于教育和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不同食品安全风险人群中的差异，了解还非常有限。而且，以往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的相关研究，要么范围太窄，只局限在某个小镇或大学；要么没有聚焦家庭层面的食品处理实践，所以没办法很好地反映整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为了深入了解这些问题，来自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在《BMC Public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Education and the adoption of safe food handling practices: evidence from Ethiopia” 的论文。他们通过研究发现，教育与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的关系会因人们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在那些被认为面临较高食品安全风险的家庭（比如农业家庭）中，教育与某些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风险较低的家庭中，这种关系就不那么明显，甚至可能是负相关。这一结论对于制定有针对性的食品安全政策非常重要，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那些最容易受到食源性疾病威胁的人群。
研究人员为了开展这项研究，采用了几种关键的技术方法。他们先是进行了一项社区横断面调查，在 2021 年 10 月到 2022 年 10 月期间，从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哈拉里和贡德尔的家庭中收集数据。然后，他们构建了基于 Grossman 健康模型、风险理论以及行为偏差理论的模型。利用这些模型，通过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来探究教育和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的关系，还计算了平均边际效应，以便更直观地理解研究结果。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看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
研究人员对 1679 名个体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参与者的教育水平分布得比较均匀，各个层次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来自农业家庭，近 40% 的家庭养有至少一种牲畜。大部分参与者是已婚女性，家里至少有一个孩子。从家庭收入来看，超过 60% 的样本每月家庭收入不到 4000 比尔，属于较低水平。参与者大多是年轻人和中年人，50% 以上都在 20 - 39 岁这个年龄段。在安全食品处理实践方面，70% 的人会在处理食物前洗手，75% 的人会清洗处理食物的表面，不过只有 21% 的人会在烹饪前煮沸或过滤水，26% 的人会使用单独的餐具来处理蔬菜和肉类。
教育与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员首先用第一个模型来估计教育和四种食品处理实践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教育变量（包括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指标）的优势比在 0.05 的水平上并没有统计学意义。这是不是意味着教育和安全食品处理实践没什么关系呢？其实不是，这可能是因为模型太简单了。不过，研究人员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农业家庭指标的优势比在洗手、清洗表面和煮沸或过滤水这几个方面都很显著，而且大于 1，这说明农业家庭的人更倾向于采取这些安全措施。另外，已婚的人在处理动物源食品前，洗手和清洗表面的可能性更大；而家庭月收入较高的人，洗手和清洗表面的可能性较小，但使用单独餐具的可能性更大。
不同 FBD 风险家庭之间的异质性关联
这部分研究主要看看农业接触会如何影响教育在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中的作用。研究人员发现，在洗手和清洗表面这两个模型中，农业和教育之间的交互项优势比在统计学上很显著，而且大于 1。这表明在接触农业和不接触农业的人群中，教育和这两种实践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具体来说，在农业家庭中，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洗手的概率比不识字的人高出 20 个百分点；但在非农业家庭中，接受中学教育的人洗手的概率反而降低了 10 个百分点。清洗表面的情况也类似。对于煮沸或过滤水以及使用单独餐具这两个实践，虽然教育和它们之间的关联没那么明显，但也有一些规律，比如在非农业家庭中，接受中学教育的人煮沸或过滤水的概率更低，而在农业家庭中，接受中学教育的人使用单独餐具的概率更高。
研究人员还对比了接受中学及以上教育和小学教育的人在采用安全食品处理实践方面的差异，发现在农业家庭中，对于洗手、清洗表面和使用单独餐具这几个方面，这种差异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接受中学及以上教育的人更倾向于采用这些实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这其实和人们的选择有关。在农业家庭中，人们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较高，所以采取安全食品处理实践能明显改善健康，提高整体效用。接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能理解这一点，所以会积极采取这些措施。但在非农业家庭中，风险相对较低，人们可能觉得把资源投入到健康方面不太 “划算”，更愿意把资源分配到其他非健康商品上，所以教育和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就出现了负相关关系。而且，乐观偏差（人们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不容易生病）也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高风险环境中，乐观偏差的影响较小；但在低风险环境中，它会放大教育和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人员用家庭中是否有牲畜作为食品安全风险的替代指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用牲畜存在作为代理变量时，教育和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的异质性关联和用农业家庭指标时的结果很相似。在洗手、清洗表面和使用单独餐具这三个模型中，交互项的优势比都很显著。这说明不管用哪种方式来区分不同群体面临的疾病风险，研究结果都是比较稳定的。
从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来看，这项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清楚地揭示了教育和安全食品处理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会因为家庭面临的食品安全风险不同而发生变化。这就给政策制定者们提了个醒，在制定食品安全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把人们的决策过程和行为偏差考虑进去。比如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教育宣传活动应该重点针对那些最能从中受益的人群，像农业家庭和有牲畜的家庭。同时，改善风险沟通也非常重要，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这样才能促使他们采取更安全的食品处理实践。虽然这项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没办法确定因果关系，使用的代理变量也需要进一步验证等等，但它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这些方面进行改进，从而更全面地了解教育和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为保障人们的健康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