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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德国新冠疫情下器官捐赠相关问题,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研究人员开展关于疫情对潜在器官捐赠者识别影响的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初期影响显著,后续有变化。该研究对提升医疗系统危机应对能力意义重大,值得科研读者一读。
在德国,器官捐赠这件事一直面临着不小的难题。德国的器官捐赠率很低,每 100 万人中仅有约 10 人捐赠器官(2023 年为 11.4 人),这与一些允许循环死亡后捐赠器官,并且采用 “默认同意捐赠”(opt-out model,即除非明确拒绝,否则默认同意捐赠)模式的国家相比,差距十分明显,那些国家的捐赠率能达到每 100 万人中近 50 人。造成德国器官捐赠率低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医院在确定脑死亡(Brain Death,BD)患者方面存在不足。在德国,只有在确定脑死亡后才允许进行器官捐赠,而不是循环死亡后捐赠,并且采用 “主动同意捐赠”(opt-in consent model,即个人需明确同意捐赠,或由近亲同意)的模式,这些法律框架可能是导致捐赠率低的原因之一 。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德国的医疗系统带来了巨大冲击。医院为了应对大量新冠患者,不得不进行调整,比如转换住院病房用途、扩大重症监护容量等。但这样一来,非新冠患者的护理质量受到了影响,像癌症、中风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治疗质量有所下降。而且,有研究表明,医院的重症监护床位占用情况与患者死亡率之间存在关联,床位占用率越高,患者死亡率越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们不禁担心,疫情会不会让本就存在的脑死亡患者检测不足的问题变得更严重呢?这不仅关系到那些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的生命,也反映出医疗系统在危机时刻的应对能力。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来自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Dresden)的研究人员在《BMC Medicine》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How did the COVID-19 pandemic affe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organ donors? A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of 11,100 deceased patients in Germany” 的论文。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疫情确实对脑死亡检测和器官捐赠产生了影响,不过不同阶段的影响有所不同。这一研究对于了解医疗系统在危机中的运作情况,以及如何提高未来的应对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技术方法。首先,他们对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这些数据来自德国萨克森州、萨克森 - 安哈尔特州和图林根州的采购医院,以及德国器官采购组织(Deutsche Stiftung Organtransplantation,DSO)。研究人员从这些数据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即那些在死亡时或接近死亡时接受机械通气,并且没有器官捐赠绝对禁忌症的患者。其次,他们确定了一些研究终点指标,包括基于指南的脑死亡判定情况、死者器官捐赠情况、可能遗漏的脑死亡病例以及医院与器官采购组织之间与器官捐赠相关的互动情况。此外,研究人员还获取了地区新冠发病率数据,并将年龄、性别、脑损伤类型和每日地区首剂新冠疫苗接种率等作为混杂因素进行调整。最后,他们运用逻辑多层模型进行统计分析,以探究研究终点与地区新冠发病率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如下:
- 研究人群特征:在研究期间,萨克森州、图林根州和萨克森 - 安哈尔特州的医院共有 30829 名诊断为原发性和 / 或继发性脑损伤的患者死亡。经过筛选,最终 136 家医院的 11100 名患者符合纳入标准,被纳入最终分析。这些患者中,最常见的脑损伤类型是缺血性中风(33.5%)、颅内出血(29.4%)、缺氧缺血性脑病(26.8%)和创伤性脑损伤(17.6%)。
- 疫情期间与疫情前的对比:在疫情期间,8070 例病例中有 525 例(6.5%;95% CI [6.0;7.1])确诊为脑死亡,而疫情前 3030 例病例中有 215 例(7.1%;95% CI [6.2;8.1])确诊为脑死亡;疫情期间死者器官捐赠率为 4.4%(351/8070;95% CI [3.9;4.8]),疫情前为 4.6%(138/3030;95% CI [3.9;5.4]);疫情期间,8070 例病例中有 498 例(6.2%;95% CI [5.7;6.7])根据病例评估认为可能发生了脑死亡,但未进行神经学评估,疫情前这一比例为 7.5%(228/3030;95% CI [6.6;8.5]);疫情期间与器官采购组织的器官捐赠相关互动记录为 1214 例(15%;95% CI [14.3;15.8]),疫情前为 436 例(14.4%;95% CI [13.2;16.1])。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疫情期间脑死亡确诊率和器官捐赠率略有下降,可能遗漏的脑死亡病例比例也有所变化。
- 疫情不同阶段的分析:研究人员进一步对疫情不同阶段进行分析发现,总体来看,地区新冠发病率与脑死亡识别以及死者器官捐赠数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疫情初期(野生型阶段),这种负相关关系尤为明显,随着地区新冠发病率的增加,脑死亡识别和死者器官捐赠的预测概率下降。在第二阶段(阿尔法阶段),仅脑死亡识别与新冠发病率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在后续的德尔塔(Delta)、奥密克戎 I(Omicron I)和奥密克戎 II(Omicron II)阶段,没有发现这些指标与新冠发病率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关联。这似乎表明,在疫情的不同阶段,医院可能进行了一些适应性调整,从而影响了脑死亡检测和器官捐赠情况。
从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可以看出,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它明确了新冠疫情对德国采购医院中潜在器官捐赠者识别的影响。在疫情的野生型和阿尔法阶段,脑死亡诊断率和死者器官捐赠率明显下降,虽然总体影响幅度不大,但由于脑死亡识别本身是一个关键环节,即使是小的变化也可能对器官捐赠过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研究发现疫情期间潜在脑死亡病例被忽视的比例较高,这凸显了医院在早期识别潜在器官捐赠者方面存在的持续挑战,并且疫情可能加剧了这些问题。此外,研究还为提高医疗系统在危机中的弹性提供了方向。例如,可以通过学习国内外的经验,促进医疗系统的持续改进;加强领导能力,确保资源的有效管理;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初级护理,减轻医护人员的心理压力;采用自动化数字筛查工具等技术手段,辅助识别潜在器官捐赠者。
总之,这项研究就像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了解疫情对器官捐赠影响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德国医疗系统在危机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它不仅为德国,也为其他国家在应对类似危机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有助于各国不断完善医疗系统,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让更多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