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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全球卫生安全（GHS）与全民健康覆盖（UHC）规范协调及融合程度不明的问题，研究人员开展相关主题研究，发现新冠疫情加速二者规范融合但面临阻碍。该研究对全球卫生政策制定意义重大，推荐科研读者阅读。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大关键概念 —— 全球卫生安全（GHS）和全民健康覆盖（UHC），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卫生安全旨在减少急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跨境影响，而全民健康覆盖则致力于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全面的优质卫生服务，且不会因费用问题而陷入困境。这两个概念不仅各自具有重要意义，还对全球卫生政策和实践产生着深远影响。
然而，在实际的全球卫生工作中，GHS 和 UHC 之间却存在着一些问题。过去，全球卫生行动者常常将它们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这种观点导致了两者在原则和方法上的差异被不断放大。例如，GHS 通常更关注国际合作应对国家利益面临的风险，像传染病爆发这类威胁；而 UHC 则侧重于通过加强国内卫生系统，填补地方或社区医疗保健的缺口。这种差异使得两者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出现分歧，导致卫生系统的碎片化，影响了整体的卫生工作效果。
而且，这种碎片化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卫生紧急事件中暴露无遗。在 2014 年西非埃博拉疫情和 2016 年寨卡疫情期间，由于 GHS 和 UHC 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卫生系统的干预措施显得杂乱无章，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从而削弱了应对疫情的能力，使得疫情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这让人们深刻认识到，GHS 和 UHC 之间的不协调可能会导致更糟糕的健康结果，因此，协调两者的关系变得刻不容缓。
与此同时，全球卫生领域也在不断发展和变革。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第十三期总体工作计划都着重强调了减轻突发卫生事件影响、确保卫生服务可及且负担得起的重要性，GHS 和 UHC 在这些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也日益凸显。并且，随着全球卫生形势的变化，资源变得愈发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卫生利益相关者越来越意识到，寻求 GHS 和 UHC 之间的协同效应，对于有效应对复杂的健康挑战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如何有效地协调 GHS 和 UHC 的规范，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人员指出，虽然 WHO 原则上认为这两个议程能够共同促进强大的卫生系统，但在实际操作中，稀缺的资源和复杂的政治现实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往往只能优先考虑其中一个，而忽视了另一个。所以，了解 GHS 和 UHC 规范当前的融合程度，对于未来如何推进这两个概念的发展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政策的优先方向、投资水平以及治理安排等多个方面。
为了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相关研究人员在《Globalization and Health》期刊上发表了题为 “Normative convergence between global health security and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sights from the WHO Pandemic Agreement and the 2023 UNGA Political Declaration on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的论文。通过深入研究，他们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为全球卫生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来深入剖析 GHS 和 UHC 规范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研究，分别是 WHO 大流行病协议（PA）和 2023 年联合国大会（UNGA）全民健康覆盖政治宣言（PD）。这两个案例均是在 COVID-19 大流行后进行谈判的重要国际协议，对于研究 GHS 和 UHC 规范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运用了定性内容分析（QCA）和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内容分析用于系统地对相关材料进行分类，通过评估相关元素的存在与否和出现频率来获取信息；话语分析则帮助研究人员深入解读语言背后的意义，揭示其潜在的社会政治影响。通过这两种方法的结合，研究人员全面而深入地探究了 GHS 和 UHC 规范在这些协议中的体现和演变。
下面我们来详细看看研究结果。首先是 UHC 规范在大流行病协议中的体现。研究人员对大流行病协议的六个迭代谈判草案进行了分析。在明确提及 UHC 方面，最初，草案中对 UHC 的提及较为突出，如呼吁建立 “具有弹性的卫生系统以实现 UHC 和卫生安全”。但随着草案的不断修订，这些提及逐渐减少，UHC 不再被列为指导原则，相关干预措施的明确提及也有所减少。在 UHC 话语方面，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呈现：一是基于权利的叙述，例如强调 “每个人都享有最高可达到的健康标准是一项基本权利”；二是公平框架，将公平视为大流行病预防、准备和应对的核心原则、指标和结果；三是关注社会决定因素（SDH），强调通过跨部门行动应对大流行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后果。在 UHC 核心功能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确保可及且负担得起的卫生商品，如承诺及时提供负担得起的大流行病应对产品；优先考虑弱势群体，保障他们在大流行病中的权益；采取初级卫生保健（PHC）方法，加强卫生系统的基础服务和多部门协作。
接着是 GHS 规范在 UHC-HLM 政治宣言中的体现。研究人员分析了与 UHC-HLM 政治宣言谈判相关的五个迭代文件。在明确提及 GHS 方面，只有 PD1 明确提及 “全球卫生安全”，后续草案虽未直接提及，但通过其他方式保留了其影响。在 GHS 话语方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存在威胁叙述，强调各种危机对健康和国家安全的威胁；二是韧性框架，倡导建立有韧性的卫生系统以应对全球冲击；三是关注传染病，认识到传染病对 UHC 进展的影响。在 GHS 核心功能方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疫情准备，如利用数字健康技术提升初级卫生保健方法；卫生应急响应，确保医疗产品的公平分配和基本服务的提供；采用 “同一健康”（One Health）方法，加强人类、动物和植物健康部门以及环境部门之间的合作。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具有重要意义。此次研究表明，COVID-19 大流行成为了 GHS 和 UHC 规范融合的催化剂。在大流行的背景下，国际合作增多，政治推动力增强，使得这两个规范的融合进程加速。例如，在大流行病协议中，公平这一 UHC 的核心概念被纳入其中，以应对疫苗分配不均等问题，这在以往的 GHS 协议中是较少见的。同时，在 UHC-focused 的政治宣言中，韧性框架的推广也与 GHS 的理念相契合，如强调应对疫情和其他危机的准备工作。这一系列现象表明，在危机时刻，当存在重叠的优先事项能够促进共识形成，或者现有状况无法满足需求时，有争议的规范环境实际上可能会促进规范的融合。这一发现为外交政策领域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未来面对复杂的全球性挑战时，如气候变化、不平等加剧和武装冲突等，通过促进规范融合来解决问题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在朝着共享的 GHS-UHC 规范框架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发现两者规范之间存在明显的融合趋势。早期的大流行病协议草案和 UHC 政治宣言草案都强调了两者的相互联系，虽然后续草案中明确提及减少，但通过潜在话语和核心功能的新联系，依然能看出融合的迹象。例如，UHC 的公平、人权和 SDH 等话语影响了大流行病协议的范围，使其更加关注社会经济需求；而 GHS 的韧性、存在威胁和传染病等话语则提升了 UHC 在政治层面的重要性，将传染病控制视为可持续 UHC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变化表明，规范融合的过程往往是渐进且微妙的，虽然可能没有明显的承诺，但潜在的联系同样对全球卫生规范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维持 GHS 和 UHC 规范的融合并非一帆风顺，还存在诸多障碍。在谈判过程中，随着谈判的推进，插入的一些限制性条款使得承诺变得模糊不清，削弱了规范融合的力度。例如，“在可用资源范围内”“视情况而定” 等条款的增加，使得原本明确的义务变得不确定。同时，用不太有争议的替代词取代对 GHS 和 UHC 的直接引用，也影响了规范融合的推进，这表明谈判者在规范融合的程度和实施方式上存在分歧。此外，由于政治环境的复杂性，议题转移的情况经常发生，一些具体承诺被推迟，导致 GHS 和 UHC 规范融合在一些争议领域被削弱。这些问题都为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和谈判者敲响了警钟，在追求规范融合的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这些问题，以确保规范融合能够持续推进。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为全球卫生政策制定者和外交家提供了实际的指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 GHS 和 UHC 规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实际工作中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同时，也为外交政策研究人员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在充满争议的政策环境中规范融合的过程和政治动态。在未来的全球卫生工作中，随着资源的日益紧张和挑战的不断增加，追求 GHS 和 UHC 规范的融合将成为应对复杂健康问题的关键策略，有望为全球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