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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坦桑尼亚儿童生长迟缓（stunting）问题，通过多水平序数逻辑回归分析，揭示其严重程度及影响因素，为改善儿童健康提供依据。
坦桑尼亚是非洲东部的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样的民族文化，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公共健康挑战，其中儿童生长迟缓（stunting）问题尤为突出。生长迟缓是指儿童身高低于同龄健康儿童的两个标准差（SD）以上，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营养不良表现，会对儿童的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和未来的健康状况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据2022年坦桑尼亚人口与健康调查（TDHS）数据显示，该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儿童存在生长迟缓问题，这一比例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严重影响了当地儿童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深入了解坦桑尼亚儿童生长迟缓的严重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沃尔莱塔索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本项研究。他们利用2022年坦桑尼亚人口与健康调查的数据，采用多水平序数逻辑回归分析方法，对4,866名5岁以下儿童的生长迟缓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坦桑尼亚5岁以下儿童的生长迟缓总发生率为29.66%，其中20.99%为中度生长迟缓，8.67%为重度生长迟缓。研究发现，男童、6-23个月龄儿童、双胞胎或多胞胎儿童、低收入家庭儿童、母亲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儿童以及生活在高贫困率地区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严重的生长迟缓。此外，居住在南部高地和西南高地行政区的儿童也面临更高的生长迟缓风险。这些结果为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助于改善坦桑尼亚儿童的营养状况和健康水平，推动该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和“良好健康与福祉”（SDG 2和SDG 3）。该研究论文发表在《BMC Pediatrics》上，为全球儿童健康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了多水平序数逻辑回归分析，这是一种能够同时考虑个体和群体层面因素影响的统计方法，适用于处理具有层次结构的数据。研究数据来源于2022年坦桑尼亚人口与健康调查（TDHS），该调查采用两阶段抽样设计，覆盖了坦桑尼亚大陆和桑给巴尔的全国、城市和农村地区，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和可靠性。此外，研究人员还使用了Brant检验来验证比例优势假设是否成立，并通过比较不同模型的偏差（-2log-likelihood ratio）来选择最佳拟合模型，确保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研究结果显示，坦桑尼亚5岁以下儿童的生长迟缓问题较为严重，且存在明显的个体和群体差异。具体而言，男童的生长迟缓风险是女童的1.53倍（AOR=1.53, CI: 1.35–1.76）；6-23个月龄儿童和≥24个月龄儿童的生长迟缓风险分别是<6个月龄儿童的2.07倍（AOR=2.07, CI: 1.62–2.63）和2.10倍（AOR=2.10, CI: 1.63–2.59）；双胞胎或多胞胎儿童的生长迟缓风险是单胞胎儿童的6.15倍（AOR=6.15, CI: 4.29–8.79）。此外，家庭财富状况、母亲教育水平、居住地区和社区贫困水平等因素也与儿童生长迟缓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例如，来自贫困和中等收入家庭的儿童生长迟缓风险分别是富裕家庭儿童的1.80倍（AOR=1.80, CI: 1.43–2.26）和1.45倍（AOR=1.45, CI: 1.17–1.79）；母亲未接受正规教育或仅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儿童生长迟缓风险分别是母亲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儿童的1.31倍（AOR=1.31, CI: 1.031–1.68）和1.26倍（AOR=1.26, CI: 1.04–1.53）；生活在高贫困率社区的儿童生长迟缓风险比低贫困率社区儿童高出26%（AOR=1.26, CI: 1.05–1.53）。这些结果表明，改善儿童营养状况需要从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入手，综合考虑经济、教育、卫生等多方面的因素。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了研究结果的重要意义。坦桑尼亚儿童生长迟缓的高发生率表明，该国在改善儿童营养和健康方面仍面临巨大挑战。与巴西、巴基斯坦和中国等国家相比，坦桑尼亚的生长迟缓发生率更高，这可能与该国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限的营养食品获取途径、较差的卫生条件和有限的母乳喂养实践等因素有关。研究结果还表明，男童和6-23个月龄儿童更容易出现生长迟缓，这可能与性别差异、生理特点和喂养实践有关。此外，双胞胎或多胞胎儿童的生长迟缓风险较高，可能与宫内营养竞争和早产风险增加有关。家庭财富状况和母亲教育水平对儿童生长迟缓的影响也得到了证实，这表明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提高母亲教育水平对于降低儿童生长迟缓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研究人员指出，不同行政区之间的生长迟缓差异可能与当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有关，需要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通过这些研究结论，研究人员呼吁政策制定者、卫生保健提供者和社区共同努力，采取综合措施改善坦桑尼亚儿童的营养状况和健康水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