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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聚焦于解决日本女性医院护士生育意愿低的问题，通过开发和验证量表，分析个体、护理单元、医院和社区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为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生育意愿提供了重要依据。研究结果表明，护士、配偶/伴侣和医院因素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低生育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女性医院护士作为职业女性的重要群体，其生育意愿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为了深入了解这些因素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日本红十字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关于日本女性医院护士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该研究开发并验证了一系列量表，分析了个体、护理单元、医院和社区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表在《BMC Women's Health》上。
研究背景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其总生育率（TFR）持续下降，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生育，但效果并不明显。女性医院护士作为职业女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育意愿受到工作环境、家庭支持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然而，目前关于这一群体生育意愿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缺乏综合考虑个体、工作场所和社区因素的研究。因此，深入探讨这些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的方法，从日本50家医院的229个护理单元中收集了898名20至49岁女性医院护士的数据。研究开发了四个量表，分别测量个体（护士、配偶/伴侣和孩子）、护理单元、医院和社区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量表开发过程包括半结构化访谈、文献综述、专家评审和预实验等步骤。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研究人员对量表的结构和信效度进行了检验。
研究结果
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量表包括护士因素、配偶/伴侣因素和孩子因素。护士因素量表包含12个项目，分为四个维度：经济需求（Economic Needs）、生活事件的时机（Timing of Life Events）、护理职业抱负（Nursing Aspirations）和职业发展（Career Development）。结果显示，护士因素量表的总分以及“护理职业抱负”和“职业发展”两个维度的得分在生育意愿高的护士中显著更高，表明这些因素对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
配偶/伴侣因素量表包含6个项目，分为两个维度：家务和育儿分担（Share of Housework and Childcare）以及与配偶/伴侣的关系（Relationship with Husband/Partner）。结果显示，与配偶/伴侣的关系维度得分在生育意愿高的护士中显著更高，而家务和育儿分担维度的得分差异不显著。这表明，良好的夫妻关系对护士的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
孩子因素量表包含3个项目，为单维度结构。结果显示，孩子因素量表的得分在不同生育意愿的护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孩子的状况对护士的生育意愿影响较小。
护理单元因素
护理单元因素量表包含13个项目，分为四个维度：对同事的愧疚感（Guilty Feelings toward Colleagues）、护理单元护士长的管理（Unit Nurse Manager’s Management）、工作可行性（Workability）和同事关系（Collegiality）。结果显示，生育意愿高的护士在“工作可行性”维度上的得分显著更高，而在“对同事的愧疚感”维度上的得分显著更低。这表明，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管理支持对护士的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而对同事的愧疚感可能抑制生育意愿。
医院因素
医院因素量表包含9个项目，分为三个维度：法律权利的可及性（Access to Legal Rights）、对母亲的支持（Support for Mothers）和医院的舒适度（Comfort in Hospitals）。结果显示，生育意愿高的护士在“对母亲的支持”和“医院的舒适度”两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更高，而“法律权利的可及性”维度的得分差异不显著。这表明，医院对母亲的支持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对护士的生育意愿有重要影响。
社区因素
社区因素量表包含6个项目，分为两个维度：政府家庭支持（Governmental Family Support）和职业女性文化（Culture of Working Women）。结果显示，社区因素量表的得分在不同生育意愿的护士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社区因素对护士生育意愿的影响较小。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开发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够有效测量个体、护理单元、医院和社区因素对日本女性医院护士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护士、配偶/伴侣和医院因素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孩子和社区因素的影响较小。这些发现为改善护士的工作环境、提高生育意愿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医院可以通过优化工作安排、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和加强对母亲的支持，来提高护士的生育意愿。此外，良好的夫妻关系也被证明对生育意愿有积极影响，因此家庭支持政策的制定也应考虑这一因素。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研究样本仅限于日本的医院护士，可能无法完全代表其他职业女性群体。此外，研究未对量表进行跨文化验证，其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优化量表，扩大样本范围，并探索不同文化背景下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全球范围内应对低生育率问题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