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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主观社会地位（SSS）与亲社会风险行为（PRB）关系及机制，中国人民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研究，发现低 SSS 者在高风险下更倾向 PRB，整体思维起中介作用，该成果有助于缓解社会地位差异的负面影响。
在当今社会，不平等现象广泛存在，社会地位差异对人们的行为和心理有着深远影响。就像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华尔街那些高社会地位的高净值投资者，因过度自信参与高杠杆金融衍生品交易，忽视市场风险，最终遭受巨大损失，这表明社会地位会左右人们的决策。在亲社会行为领域，当涉及到风险时，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例如在甘肃 “12?18” 地震中，解放军战士冒着生命危险在前线救援，这就是典型的亲社会风险行为（Prosocial Risky Behavior，PRB），它指的是个人冒着身体、心理、社会地位、声誉等风险去帮助他人或促进社会福利的行为。
以往研究对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SSS）如何影响 PRB 关注较少，且相关研究结果存在争议。不同研究对 SSS 的测量和操纵方式不同，有的将其视为稳定的自我评估，有的采用情境诱发等更综合的方式，这可能是导致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为了深入探究 SSS 与 PRB 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相关研究。该研究成果对于缓解社会地位差异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负面影响，促进不同社会地位个体在风险情境下亲社会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了问卷调查和实验两种方法。Study 1 通过中国 Credamo 在线平台发放问卷，对 700 名中国人进行调查，最终获得 640 份有效问卷。使用中国主观社会地位量表评估特质主观社会地位（Trait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用中国整体思维量表测量整体思维（Holistic Thinking），通过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测试考察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Prosocial Risky Behavior Intention）。Study 2 则招募了 212 名中国参与者，运用反馈启动范式操纵情境主观社会地位（Situational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将参与者随机分为高、低社会地位组，同时在实验室设置亲社会风险困境的情境特征（高、低风险水平），测量参与者的整体思维和 PRB。
研究结果如下：
- Study 1：特质主观社会地位、整体思维与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的关系
-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通过 Harman 单因素检验，发现共同方法偏差在该研究中不是严重问题。
-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结果显示特质主观社会地位与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呈负相关，与整体思维呈正相关；整体思维与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呈负相关。
- 中介模型检验：特质主观社会地位对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有显著直接负向影响，且通过整体思维的间接路径影响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整体思维的中介效应显著，占总效应的 5%。
- Study 2：情境主观社会地位和风险水平对整体思维和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影响
- 操纵检验：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反馈方法有效操纵了情境主观社会地位，低主观社会地位组的主观社会地位得分显著低于高主观社会地位组。
- 情境主观社会地位和风险水平对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的影响：方差分析显示，情境主观社会地位和风险水平的主效应均显著，二者的交互作用也显著。在低风险水平条件下，高、低主观社会地位个体的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无显著差异；在高风险水平条件下，低主观社会地位个体的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显著高于高主观社会地位个体。
- 情境主观社会地位和风险水平对亲社会风险行为帮助频率的影响：与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的结果类似，在低风险水平条件下，高、低主观社会地位个体的帮助频率无显著差异；在高风险水平条件下，低主观社会地位个体的帮助频率显著高于高主观社会地位个体。
- 情境主观社会地位对整体思维的影响：独立样本 t 检验表明，低主观社会地位组的整体思维水平显著低于高主观社会地位组。
- 中介模型检验：情境主观社会地位对亲社会风险行为意向和总帮助频率均有显著直接负向影响，且均通过整体思维的间接路径产生影响，整体思维的中介效应显著，分别占模型总效应的 22% 和 21% 。
综合两项研究，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特质和情境主观社会地位均显著负向预测个体的亲社会风险行为。在高风险水平下，低主观社会地位个体比高主观社会地位个体更倾向于进行亲社会风险行为；在低风险水平下，二者无显著差异。整体思维在主观社会地位与亲社会风险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主观社会地位的提升会增强整体思维，但整体思维的增强会阻碍亲社会风险行为的发生。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上，明确了整体思维在主观社会地位与亲社会风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从文化心理学中个体认知取向的角度构建了主观社会地位影响亲社会风险行为的理论模型，明确了影响路径。在实践中，强调了主观社会地位负向预测亲社会风险行为的边界条件是高风险水平，这对缓解社会地位差异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为社会治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指导，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干预不同主观社会地位个体的亲社会风险行为，促进不同社会地位个体在风险情境下亲社会水平的提升。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未区分高、低风险帮助行为的中介效应，样本主要为早期成年个体，跨文化适用性有限，未探索干预路径，未考虑其他影响机制，操纵主观社会地位的反馈方法启动效应可能短暂等。未来研究可针对这些方面进一步深入探索，从而更全面地理解主观社会地位、亲社会风险行为以及风险水平之间的复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