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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愤怒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Babe? - Bolyai 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元分析研究，发现二者存在多种关联，为相关研究与干预提供方向。
在日常生活中，愤怒是一种常见的情绪体验。当人们认为自己的目标因他人行为受阻且局面可改变时，愤怒便可能涌上心头。适度的愤怒在某些情境下或许有益，比如促使人们去直面问题，但当它过于频繁或强烈，就会带来诸多麻烦。频繁且强烈的愤怒与家庭暴力、童年虐待、攻击性驾驶甚至杀人等反社会行为紧密相连，同时，在多种精神障碍中，愤怒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与症状严重程度增加、共病情况增多以及生活质量下降息息相关。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愤怒带来的问题，众多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了情绪调节策略。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maladaptive emotion regulation）是引发问题性愤怒及其负面后果的核心机制。这一观点推动了认知行为干预（cognitive -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在愤怒管理领域的发展，也激发了大量相关研究。然而，过往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一方面，这些研究基于临床心理学和情感科学的多种理论，研究角度和重点各不相同，有的聚焦于情绪调节的不同维度，有的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测量工具；另一方面，先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使得人们难以从中得出确切结论。
在此背景下，Babe? - Bolyai 大学的研究人员挺身而出，开展了一项关于 “愤怒与情绪调节策略：一项元分析” 的研究。他们通过系统全面的文献检索，筛选出 81 项研究（包含 115 个效应量）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明确愤怒与多种情绪调节策略（如回避（avoidance）、接受（acceptance）、分心（distraction）、重新评估（reappraisal）、反刍（rumination）、抑制（suppression））之间的关联，并找出影响研究结果异质性的因素。该研究成果为深入理解愤怒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后续研究和干预措施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研究人员在开展此项研究时，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 文献检索与筛选：在 PubMed、PsycINFO、Scopus、Web of Science、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这五个文献数据库中，从建库至 2022 年 4 月 3 日进行检索，同时查阅以往综述的参考文献，以获取相关研究。随后依据一系列严格标准，如研究类型、研究对象、是否报告愤怒与情绪调节策略关系及是否提供效应量估计数据等，筛选出符合要求的研究。
- 数据提取与编码：针对纳入研究，提取作者、年份、样本信息、情绪调节策略、愤怒类型、评估工具、效应量、研究设计等数据。同时，由两位独立研究人员使用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提供的工具评估单个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依据研究目标、样本、测量工具、控制混杂变量等特征对研究方法学质量进行评价。
- 元分析统计方法：以 Pearson 相关系数（r）作为效应量指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通过 Q 统计检验评估研究间效应量的异质性，并使用 I2 估计真实变异的比例。还进行了亚组分析和元回归分析，以探究潜在的调节因素对效应量的影响，同时运用多种方法检测发表偏倚。
研究结果如下：
- 全球效应：愤怒与回避、反刍和抑制呈正相关，与接受和重新评估呈负相关。不过，所有分析中的异质性都很高，这意味着不同研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 亚组分析：
- 愤怒类型：愤怒类型是愤怒与抑制关联的显著调节因素。特质愤怒（trait anger）与抑制的关联呈现中等正效应量，与特定事件相关的状态愤怒（state anger related to a specific event）与抑制的关联为低正效应量，而与特定事件无关的状态愤怒（state anger not related to a specific event）与抑制无显著关联。但愤怒类型对愤怒与重新评估、反刍的关联无显著调节作用，且因每组研究数量不足，无法检验其对愤怒与接受、回避关联的调节作用。
- 临床状态：临床状态显著影响愤怒与抑制、回避的关联。临床愤怒样本中，愤怒与抑制的正效应量较高；临床诊断样本中，该效应量为中等；非临床样本中，效应量为小到中等。临床样本中愤怒与回避的正效应量也比非临床样本大，但由于部分亚组研究数量不足，无法检验临床状态对愤怒与接受、重新评估、反刍关联的调节作用。
- 犯罪状态：犯罪状态显著影响愤怒与接受的关联。罪犯组中，愤怒与接受的负效应量比非罪犯组更大。但因亚组研究数量不足，无法对其他关联进行亚组分析。
- 文化类型：文化类型显著影响愤怒与反刍、抑制的关联。集体主义文化样本中，愤怒与反刍的正效应量比个人主义文化样本更大；个人主义文化样本中，愤怒与抑制的正效应量比集体主义文化样本更高。文化类型对愤怒与回避、重新评估的关联无显著影响，且由于所有研究样本均来自个人主义文化，无法检验其对愤怒与接受关联的调节作用。
- 研究设计：因每组研究数量不足，无法检验研究设计（横断面研究与纵向研究）对效应量的调节作用。
- 研究质量：研究质量显著影响愤怒与接受、回避、反刍、抑制的关联。在所有亚组分析中，质量较好的研究比质量较差的研究效应量更高，但因部分亚组研究数量不足，无法对重新评估进行分析。
- 元回归分析：样本中女性的比例是愤怒与接受关联效应量的显著正预测因子，即女性比例越高，愤怒与接受的关联效应量越大。而平均年龄对愤怒与任何情绪调节策略的关联均无显著调节作用。
- 发表偏倚：漏斗图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愤怒与接受、回避的关系存在一定发表偏倚，尽管统计检验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但这提示研究结果可能受到发表偏倚的影响。
在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此次研究揭示了愤怒与多种情绪调节策略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且这些关联受多种研究特征影响。这一成果为长期以来关于愤怒与情绪调节关系的假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临床理论和干预措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例如，研究发现特质愤怒与抑制的关联更强，这表明在干预过程中，针对特质愤怒的个体，应更关注抑制情绪调节策略的影响；临床样本中愤怒与抑制、回避的关联更大，提示在临床治疗中，需着重考虑这些情绪调节策略对愤怒问题的作用。
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大部分过往研究为横断面和相关性研究，难以确定愤怒与情绪调节策略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应更多采用纵向设计，探究二者的双向关系。此外，关于愤怒与分心的研究较少，且此次研究无法对多个亚组进行全面分析，数据存在局限性。在临床人群中的研究也有待加强，以明确不同精神障碍中愤怒与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同时，发表偏倚可能影响研究结果，未来研究需更严谨地处理这一问题。总体而言，该研究为愤怒与情绪调节领域的研究和实践开辟了新道路，后续研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索，以完善对这一复杂关系的理解和干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