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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认知障碍、抑郁症状与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ADL）/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IADL）依赖的关系，研究分析 CHARLS 2020 数据，发现二者显著影响依赖风险，为改善老年人健康提供参考。
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浪潮中，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生育率却逐渐下降，这使得老年人口的占比不断攀升。截至 2020 年，全球 65 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到 9%，预计到 2050 年这一比例将飙升至 16%。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日益凸显，认知障碍和抑郁症状变得越来越常见。然而，这两种情况之间的确切关系却一直模糊不清，有的研究认为认知障碍是抑郁症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有研究提出抑郁可能是痴呆的早期预警信号，还有观点认为二者并非因果关系，只是同时存在的共病。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似乎对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和抑郁症状有着显著影响。在欧洲，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认知障碍和抑郁症状；在日本，收入阶层也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而且，城市和农村的老年人在认知障碍和抑郁症状的发病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在我国，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由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医疗资源有限、社会支持网络薄弱，面临着更严峻的健康挑战，他们的认知障碍和抑郁症状问题尤为突出，生活质量较低，自理能力下降，功能依赖风险显著增加。但目前针对我国农村老年人群体认知障碍和抑郁症状的研究较少，二者与 ADL/IADL 依赖之间的关联也缺乏数据支持。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及江苏省老龄问题智库的研究人员 Mingfei Jiang 和 Baozhen Dai，对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20）的数据进行了深入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上。
研究人员使用的数据来自 CHARLS 的第 5 次调查，该调查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研究，涵盖了 45 岁及以上人群及其配偶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评估。在 2020 年的调查中，共有 17708 人参与，研究人员从中筛选出 4894 名 60 岁及以上的农村参与者进行分析。研究采用了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自评量表评估抑郁症状，用中文版简易精神状态检查表（MMSE）评估认知功能，并根据这两项评估结果将参与者分为 4 组。同时，研究选取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多个变量作为协变量，运用 Stata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构建逻辑回归模型来探究认知障碍、抑郁症状与 ADL/IADL 依赖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与既无抑郁也无认知障碍的老年人（第 1 组）相比，存在认知障碍但无抑郁（第 2 组）、有抑郁但无认知障碍（第 3 组）以及同时存在抑郁和认知障碍（第 4 组）的农村老年人，其 ADL 依赖风险依次显著增加。在 IADL 依赖方面，第 2 组和第 3 组的风险高于第 1 组，而第 4 组的风险几乎是第 1 组的 1.5 倍。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组别的 ADL/IADL 依赖风险因素存在差异。例如，在第 1 组中，男性、年龄增长、住院服务是 ADL/IADL 依赖的风险因素，而自评健康状况良好则是保护因素；在第 2 组中，年龄增长和门诊服务是 ADL 依赖的风险因素，教育程度是 IADL 依赖的保护因素；在第 4 组中，锻炼是 IADL 依赖的保护因素。
进一步分析发现，抑郁与 ADL 依赖的关联比认知障碍更强，而在 IADL 依赖方面，二者的关系则有所不同。研究还表明，需求因素（如自评健康）对农村老年人依赖风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倾向特质（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等），使能资源（如收入、门诊和住院服务等）也有一定影响。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明确揭示了抑郁和认知障碍对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功能依赖的显著影响，尤其是当二者同时存在时，依赖风险会大幅增加。研究结果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助于推动心理健康干预和认知功能改善，从而减轻农村老年人的功能依赖负担，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同时，研究也为后续针对农村老年人健康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促使社会更加关注这一群体的健康需求。
不过，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使用的是筛查工具评估抑郁和认知障碍，未经过心理健康专业人员的诊断访谈；研究为观察性设计，可能存在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影响结果；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可能导致信息和回忆偏差；此外，研究缺乏帕金森综合征、中风等特定共病信息，也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这项研究仍为农村老年人健康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期待未来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完善对这一领域的认知，为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福祉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