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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人格特质与饮酒行为关系，研究人员分析数据发现青少年外向性和宜人性可预测成年饮酒，助力干预研究。
研究背景：探索人格与饮酒行为关系的旅程
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人总是对酒精 “情有独钟”，而有些人则浅尝辄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长久以来，这个问题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大量研究表明，大量饮酒对身体健康危害极大，不仅会引发神经和精神问题，还会影响公共安全、增加犯罪率，更是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AUD）的重要诱因。
早期，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就提出 “体液” 和 “气质” 可能预测健康行为。现代心理学发展过程中，汉斯 - 于尔根?艾森克指出，具有特定特质（如高外向性和神经质）的人可能更易饮酒。此后，不少理论认为，一些功能失调的人格特质，尤其是冲动、反社会、寻求刺激的人格特质，与饮酒行为相关，并且能预测哪些人可能存在危险饮酒行为。其中，冲动性这一较低层次的人格因素与饮酒行为的关系受到广泛研究，有充分的纵向证据表明它能预测后期的物质使用，包括问题饮酒。
然而，对于更高层次的人格特质与饮酒行为的关系，人们了解得并不多。五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FFM，也称为大五模型）是研究较为广泛的人格特质模型，包含外向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与情绪稳定性相对）和开放性（Openness）这五个高阶人格特质。虽有不少研究显示 FFM 特质与健康行为有关，很多横断面研究也表明 FFM 特质或多或少都与饮酒行为相关，但相关纵向研究较少。目前仅有两项基于社区的前瞻性研究利用 FFM 特质预测儿童或青少年的饮酒行为，且这两项研究测量人格的年龄都在 17 岁及以上，没有研究考察童年 FFM 特质对成年饮酒行为的预测作用。同时，为减少反向因果关系的影响，在儿童开始饮酒的典型年龄（比利时平均约 14 岁）之前测量人格很重要。基于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极具意义的研究。
研究方法：多维度的研究策略
本次研究数据来源于佛兰芒育儿、人格与发展研究（Flemish Study on Parenting, Personality and Development，FSPPD），这是一项始于 1999 年的比利时纵向研究。研究样本从小学儿童中按地理区域、性别和年龄分层随机选取，均为讲荷兰语的比利时公民。最初的队列包含 595 名儿童（49% 为女性），研究至今已进行了十次测量（W1 - W10）。
研究使用儿童分层人格量表（Hierarchical Personality Inventory for Children，HiPIC）评估人格。HiPIC 包含 144 个项目，可测量外向性、宜人性（HiPIC 中为 “仁爱”）、尽责性、神经质（HiPIC 中为 “反向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HiPIC 中为 “想象力”）五个高阶人格因素。在研究的前两波（W3 和 W4），由于儿童年龄太小，由母亲、父亲和教师对儿童的行为进行 5 分制评分；在 W5、W6 和 W7，则依靠儿童自我报告。研究还通过计算潜在变量，将多 informant 的报告整合为单一变量，且 HiPIC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内部一致性。
饮酒行为则通过饮酒量 - 频率 - 变异性（Quantity - Frequency - Variability，QFV）指数进行评估。QFV 指数通过询问 “平均每月饮酒天数”“每次饮酒的杯数”“在过去六个月中是否有过一天饮用六杯及以上的情况” 这三个问题，综合评估饮酒行为，并创建 QFV 总分来衡量饮酒情况，得分越高表示饮酒越频繁、量越大且危险性越高。
研究人员通过运行线性回归模型来测试大五人格因素与饮酒行为之间的时间关联。在每个模型中，将 W10（27 - 30 岁）的 QFV 总分作为因变量，并对模型的假设进行评估。同时，进行 Little's MCAR 测试以检验人格数据的缺失情况，并采用 Benji Hochberger 调整来校正多重检验。
研究结果：人格特质与饮酒行为的紧密联系
- 童年（W3、W4）：潜在联系初现端倪：基于母亲、父亲和教师报告的 W3（6 - 9 岁）和 W4（9 - 12 岁）的潜在人格因素，未能显著预测 W10 的饮酒行为。不过，在 W3 宜人性（β = -0.11，p = 0.08）以及 W4 外向性（β = 0.25，p < 0.09）和宜人性（β = -0.16，p = 0.06）的 p 值接近 0.05，显示出一定的预测趋势，但未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
- 青少年早期（W5）：关键预测因素浮现：在 W5（12 - 15 岁），人格变量对性别解释的饮酒行为方差有显著贡献。外向性（β = 0.25，p < 0.001）和宜人性（β = -0.16，p = 0.01）均能显著预测 15 年后的饮酒行为，该回归模型（包含性别）可解释 16% 的方差。
- 青少年中期（W6）：外向性持续发挥作用：W6（14 - 17 岁）时，人格变量同样显著增加了对饮酒行为方差的解释。外向性（β = 0.17，p < 0.009）可预测饮酒行为，而宜人性（β = -0.11，p = 0.06）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此模型（包含性别）解释 16% 的方差。
- 青少年晚期（W7）：稳定的预测关系：W7（17 - 19 岁）时，人格变量（Fchange (5, 313) = 8.16，p < 0.001）对饮酒行为方差解释的贡献显著。外向性（β = 0.22，p < 0.001）和宜人性（β = -0.20，p < 0.001）都能预测饮酒行为，该模型（包含性别）解释 20% 的方差。
- 性别因素：男性饮酒更多：在所有回归模型中，性别是饮酒行为的显著预测因素（所有 p 值 < 0.001）。不出所料，在 W10（27 - 30 岁）时，男性总体饮酒量多于女性。
研究结论与讨论：照亮饮酒行为研究的新方向
这项研究成果意义重大。研究发现，青少年时期的外向性和宜人性可有效预测成年后的饮酒行为。外向性是重要且稳定的饮酒行为预测因素，这与多种人格理论相符。艾森克的唤醒模型认为，外向者可能通过饮酒等刺激活动提升低基线唤醒水平。此外，外向性与一些和物质使用相关的低阶特质（如冲动性、寻求刺激和行为激活系统敏感性）相关，多项纵向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同时，青少年时期的高宜人性是成年饮酒行为的保护因素。虽然目前没有理论直接解释宜人性与物质使用的关系，但多项研究表明高宜人性可预防（问题）饮酒行为。宜人性作为亲社会特质，可能与问题饮酒行为不相容，高宜人性个体更倾向于模仿亲社会行为，建立亲社会关系，并且更易承担成熟角色和责任，从而减少饮酒行为。
该研究还表明，神经质并未前瞻性地预测饮酒行为，这与艾森克的观点不同，提示神经质可能是频繁饮酒的结果，而非原因。这一发现有助于重新审视神经质与饮酒行为的关系，为后续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从研究优势来看，本研究全面测量了儿童人格，使用经过充分验证的 144 项人格量表，涵盖多个测量波次，测量时间早于首次饮酒时间，且采用多 informant 评估。饮酒行为的测量也较为全面，使用广泛认可的 QFV 指数。研究还具有较大的时间跨度（15 年），能更好地探究人格特质对饮酒行为的长期影响。
然而，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样本具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特征，可能无法推广到其他国际背景，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研究结果也不能直接用于预测 AUD，虽然 QFV 测量的危险饮酒行为是 AUD 的良好预测指标，但仍存在差异。此外，童年（W3 和 W4）的人格测量对成年饮酒行为的影响未达显著水平，未来可能需要更大样本量来检测这些微弱效应。
总体而言，该研究为理解人格特质在饮酒行为中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深入了解早期生活特质如何影响成年健康行为，对人类发展和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识别出与后期饮酒行为相关的童年和青少年特征，为早期干预和针对性教育项目的开发提供了依据。由于人格特质相对稳定，针对外向性和宜人性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预防成年后的过度饮酒行为。这项发表于《Addictive Behaviors》的研究成果，为饮酒行为研究领域照亮了新的方向，有望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预防和控制饮酒相关问题带来新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