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为探究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及未来前景，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发现其成效不佳但仍不可或缺。
生物多样性，这个地球上生命的绚丽织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不断扩张，从森林被砍伐用于工业建设，到海底被疏浚以开辟航道，无数生物的家园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应运而生，它就像是一种 “生态补救” 手段，旨在通过在其他地方创造生物多样性增益，来平衡开发项目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损失，以实现至少 “无净损失” 的目标。但现实中，这一机制却充满争议，效果也不尽如人意，被质疑为 “破坏许可证”，还可能导致绿色 washing 等问题。那么，生物多样性补偿究竟能否担当起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任？在追求 “自然向好（Nature Positive）” 的未来，它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来自澳大利亚、南非、荷兰、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 Martine Maron、Amrei von Hase、Fabien Quétier 等，对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展开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Nature Reviews Biodiversity》上。
研究人员主要通过文献综述、案例分析以及对比研究等方法开展此项研究。他们梳理了大量关于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政策、实践案例和研究文献，分析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生物多样性补偿项目的实施情况；同时，对比生物多样性补偿与其他保护机制，如保护地设立、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等的成效差异，从而全面评估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及在政策组合中的地位。
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与方法
生物多样性补偿是缓解层级（Mitigation Hierarchy）框架下的重要工具，在开发项目不可避免地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时，通过在其他地方采取保护或恢复行动，实现生物多样性的 “无净损失” 甚至 “净增益”。其具体实践包括避免损失型补偿（averted loss offsets）和改善型补偿（improvement offsets），前者通过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如建立保护区、改变有害的土地利用方式等；后者则侧重于修复和改善退化的生态系统，如移除河流障碍物、种植本土植被等。但在实际操作中，确定补偿成效的 “无净损失” 或 “净增益” 标准存在多种参考框架，相对净结果和绝对净结果，这使得补偿项目的设计和管理变得复杂。
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有效性
从多个层面来看，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效果存在诸多问题。在场地层面，评估补偿绩效的证据十分有限，许多避免损失型补偿项目未能带来额外的生物多样性增益，甚至部分项目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有害。在交换层面，由于难以确定补偿交易的净结果，如影响和补偿之间的联系不明确、评估方法不一致等，导致很少有全面评估净结果的案例。在系统层面，生物多样性补偿可能会削弱对影响的避免，虽然也存在激励早期避免影响的情况，但总体影响尚不确定。
生物多样性补偿在政策组合中的相对表现
与其他保护机制相比，生物多样性补偿有其独特性。它有着明确的成功标准，即实现至少 “无净损失”，但也正因如此，其任何绩效不足都更易被察觉。而其他保护机制，如保护地设立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计划，成功标准往往更模糊或复杂。实际上，多数保护干预措施都有局限性，生物多样性补偿并非个例。不过，生物多样性补偿若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会导致实际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这一点与其他保护机制不同。并且，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和实践改进缓慢，受政治经济因素影响，开发者等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常与严格的补偿制度需求相悖。
自然向好背景下的生物多样性补偿
“自然向好” 这一概念致力于在 2030 年阻止并扭转自然损失，实现生物多样性的绝对增益。在这一愿景下，生物多样性补偿仍有重要作用，它可用于应对严格执行缓解层级后仍存在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还可能在扩大损失缓解范围、为生物多样性恢复提供资金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但目前关于生物多样性补偿在 “自然向好” 目标中的具体作用和实施方式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生物多样性信用等新兴概念与生物多样性补偿的关系也尚不明确，这可能导致真正的生物多样性补偿被其他效果不佳的行动取代。
研究结论表明，生物多样性补偿在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与其他保护干预措施面临相似挑战，但因其明确的量化目标，使得不足更为凸显。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在当前缺乏有效替代方案的情况下，生物多样性补偿仍是应对生物多样性损失策略的必要组成部分。在 “自然向好” 的未来，生物多样性补偿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可能走向强化并改善生物多样性结果，也可能因绿色 washing 等问题导致生物多样性进一步下降。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了关键参考。研究清晰地揭示了生物多样性补偿机制的现状、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开发者和保护主义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机制，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促使科学界进一步探索如何完善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和实践，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朝着 “自然向好” 的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