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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为探究 COVID-19 相关恐惧和期望对自感健康影响，开展调查，发现其解释 60% 健康感知差异，意义重大。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临床治疗中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和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简单来说，安慰剂效应就是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却因为 “预料” 或 “相信” 治疗有效，而让自身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反安慰剂效应则恰恰相反，因负面期望导致病情恶化或治疗效果降低。这些效应受多种因素影响，像个人先前的经历、情绪状态、所处的环境，还有自身的性格特点等。
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全球陷入了一场健康危机。人们时刻担忧着感染病毒，面对铺天盖地的疫情信息，真假难辨，恐惧和焦虑在人群中蔓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关键问题浮现出来：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恐惧和预期，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自身健康状况的判断呢？此前的研究虽然有所涉及，但大多聚焦于确诊患者或高风险人群，那些怀疑自己感染却核酸检测为阴性的群体，被忽视了。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来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 Katia Mattarozzi、Arianna Bagnis 等人展开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Heliyon》杂志上。
研究人员在 2021 年 2 月 19 日至 3 月 25 日期间，针对意大利北部疑似感染新冠病毒且前往进行即时检测（point-of-care testing）的市民开展了一项横断面研究。他们通过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 1260 名市民的信息，最终 523 名核酸检测为阴性的个体数据被纳入分析。问卷内容涵盖了多方面信息，包括一般健康状况、新冠症状、对新冠的恐惧和预期、人格特质（如疼痛灾难化、乐观程度、对疾病的易感性认知）、对政府和医疗机构等的信任程度以及人口统计学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健康状况和心理变量进行初步概括。随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探究新冠恐惧、预期、个体稳定特征、机构信任以及检测原因等因素对个体健康（健康状况和症状）的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对一些潜在的混杂因素，如年龄和性别，进行了考量，最终因它们对主要研究结果无显著影响，未纳入结构方程模型。
研究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市民中，84% 的人新冠检测为阴性。令人惊讶的是，对感染新冠的恐惧和预期，竟然能解释 60% 个体自感健康状况（general health condition）差异。那些坚信自己感染了新冠，或是极度害怕感染的人，即便检测结果为阴性，也会报告更多类似新冠的症状，整体健康状况自评也更差。例如，研究数据表明，有这些负面心理的人群，在健康状况评分上明显低于心态相对平和的人群。
同时，研究还发现人格特质在其中起着重要的间接作用。像具有疼痛灾难化倾向（Pain Catastrophizing Scale，PCS 评分较高），以及认为自己容易患病的人，更易受到恐惧和预期的影响，进而对健康状况产生负面效应。而对机构的信任程度，与健康状况之间没有显著关联。另外，检测原因也和健康状况相关，主动怀疑自己感染而自愿检测的人，比因接触确诊者而按规定检测的人，健康状况自评更差。
从这些研究结果不难看出，反安慰剂效应在人们对自身健康的认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揭示了心理因素和人格特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让我们明白负面期望是如何改变人们对身体感受的认知，进而降低自感健康水平、加重症状的。这一发现对于临床治疗和公共卫生策略的制定有着重要意义。
在临床护理中，医护人员应重视患者的恐惧和预期心理，特别是那些具有高疼痛灾难化倾向等易产生负面心理的患者。通过评估这些心理因素，能够提前识别出健康状况可能较差的患者，以便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如心理疏导等，来缓解患者的恐惧情绪、调整他们的预期。此外，加强对医护人员的教育也至关重要，让他们充分认识并尽量减少反安慰剂效应的影响，提升患者的治疗体验和效果。
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理解恐惧和预期对行为和健康的影响，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防控策略。在疫情或疾病爆发期间，通过合理的信息传播，缓解大众的恐慌情绪，减少负面期望的产生，从而降低反安慰剂效应对人群健康的潜在危害。例如，政府和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准确、科学的信息，避免谣言和不实信息引发民众的过度恐慌。
不过，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研究仅依赖于主观的健康评估，缺乏客观指标，这可能导致对健康结果的评估不够全面。而且，研究中对恐惧和预期的测量采用的是单项目量表，未来研究可以开发更全面的测量工具。同时，研究无法区分恐惧和预期中的情感与认知成分对健康结果的单独影响，这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在新冠疫情的现实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反安慰剂效应、恐惧、预期以及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健康结果的影响。虽然存在不足，但它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公共卫生策略的制定和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让我们在应对传染病威胁时，更加关注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从而更好地保障公众的健康和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