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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为探究羞耻感影响创造力的机制，开展相关研究，发现不同羞耻分组，且自我宽恕起中介作用，意义重大。
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中，情绪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过往大量研究聚焦于积极情绪对创造力的影响，然而，对于像羞耻感这样强烈的负面情绪，其在创造力中扮演的角色却充满争议。一些研究表明，负面情绪在特定条件下对创造力的积极作用可能更强；但也有研究发现，负面情绪会显著抑制创造力。此外，羞耻感作为一种复杂的情绪体验，在个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不过，以往对羞耻感的研究大多采用以变量为中心的方法，这种方法容易忽视个体差异，就好比用一把大尺子去衡量所有人，忽略了每个人的独特之处。这使得我们难以深入了解羞耻感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
为了揭开这些谜团，安徽科技学院的研究人员童童叶（Tongtong Ye）和郝东苏（Haodong Su）开展了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sychology》杂志上。
研究人员为了开展此项研究，采用了多种关键技术方法。首先，他们从中国一所综合性大学成功招募了 1184 名参与者，最终经过筛选，1023 名参与者的数据被纳入分析。整个调查过程通过线上问卷形式进行。研究人员使用了修订后的羞耻量表（Shame Scale）、改编后的自我宽恕量表（Self - Forgiveness Scale）以及创意行为量表（Runco Ideational Behavior Scale，RIBS）分别对参与者的羞耻感、自我宽恕水平和创造力进行测量。在数据分析阶段，运用 SPSS26.0 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开展描述性统计和皮尔逊相关分析；利用 Mplus 8.3 进行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LPA），以此来识别不同的羞耻类别；还使用 GraphPad Prism 9.5.0 软件进行多种参数和非参数分析。
研究结果如下：
- 潜在剖面分析（LPA）结果：通过对羞耻量表得分进行 LPA，模型类别从 1 到 6 依次增加并观察模型拟合指数。最终确定 5 类模型为最优模型，分别命名为低情境恒常羞耻组（Shame - Context Constancy Low，SCC - L）、中等情境恒常羞耻组（Shame - Context Constancy Moderate，SCC - M）、高情境恒常羞耻组（Shame - Context Constancy High，SCC - H）、低情境突显羞耻组（Shame - Context Salience Low，SCS - L）和高情境突显羞耻组（Shame - Context Salience High，SCS - H）。
- 不同羞耻组自我宽恕和创造力差异：方差分析表明，不同羞耻组的自我宽恕得分和创造力得分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自我宽恕得分在不同组间均有显著差异；创造力得分除部分组间比较无显著差异外，其余组间比较差异显著。
- 自我宽恕的中介效应：研究将性别、年龄等作为协变量，采用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数自抽样法检验自我宽恕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相对于 SCC - L 组，自我宽恕在所有其他四组（SCC - M、SCC - H、SCS - L 和 SCS - H）中均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在 SCC - H 和 SCS - H 组中，自我宽恕起抑制中介作用；在 SCC - M 和 SCS - L 组中，自我宽恕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并且，不同组间自我宽恕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差异，SCS - H 组的相对中介效应最大。
在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该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研究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揭示了人群中存在的 5 种不同羞耻类别，体现了羞耻感在人群中的异质性。这表明不同个体对羞耻感的体验和反应各不相同，以往以变量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确实忽略了这种复杂性。研究发现自我宽恕在羞耻感与创造力之间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虽然羞耻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激发创造力，但缺乏自我宽恕会限制这种转化，使得羞耻感对创造力的积极作用被削弱。这意味着，如果个体在感到羞耻时无法原谅自己，就难以将羞耻感转化为创造的动力。对于不同羞耻分组的深入研究，为后续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对于那些羞耻感较强且自我宽恕水平较低的群体，可以通过提升他们的自我宽恕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将羞耻感转化为创造力，从而促进个人的成长和发展。然而，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对情境敏感性的分析不够深入；样本主要为中国大学生，生态效度可能有限。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这些不足，采用实验设计，扩大样本范围，在不同文化和人口背景下进一步探索，从而更全面地揭示羞耻感、自我宽恕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