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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童年虐待（CM）代际传递机制，研究人员对比研究发现其影响共情，或存在代际传递可能。
在家庭关系的长河中，父母与孩子的情感纽带本应温暖而牢固，可童年虐待（Childhood maltreatment，CM）的阴影却如同一股暗流，悄然威胁着这条纽带的稳固。过往研究表明，CM 像一个恶性循环，那些童年遭受过虐待的人，成年后成为父母时，似乎更容易对自己的孩子重复这种伤害行为。但其中的原因却一直扑朔迷离。
众多研究指出，父母的共情能力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父母共情，即理解和回应孩子情感与心理状态的能力，一旦受损，育儿过程便可能出现问题，进而导致 CM。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在破坏共情能力？它们又如何改变育儿方式？这些问题就像一团迷雾，笼罩在 CM 代际传递的研究领域。
为了驱散这团迷雾，来自日本福井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展开了深入研究。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为我们揭示了 CM 代际传递背后的复杂机制。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技术方法。首先，精心挑选了 55 位母亲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13 位有因 CM 接受社会干预的历史，被归为虐待组；另外 42 位年龄匹配的母亲组成对照组。接着，运用多种心理测量工具，如不良童年经历问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ACE）、儿童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tic Questionnaire of Japanese version，CTQ-J）、人际反应指数（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和育儿量表（Parenting Scale Japanese version，PS-J），对母亲们的童年经历、共情能力、抑郁症状和育儿方式进行量化评估。同时，测量了母亲们的唾液皮质醇水平，以探究生理因素的影响。最后，利用统计分析软件 Stata Statistical Software 18.0 进行数据分析，包括卡方检验、t 检验和路径分析等，深入挖掘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人口统计学信息：虐待组和非虐待组在精神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神经发育障碍、单亲比例、教育水平和收入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年龄和孩子数量上无明显差异。在心理测量和皮质醇水平方面，两组在 ACE、CTQ 各子项、SDS、IRI 部分子项上差异显著，皮质醇水平有边缘差异。
- 路径分析：
- 混合组：最初构建的路径模型拟合度不佳，调整后的新模型拟合良好。结果显示，CTQ 总分、ACE 与 SDS 显著相关，情感共情、认知共情与 ACE 显著相关，情感共情、抑郁症状可作为 CM 风险的中介因素，皮质醇水平虽不受其他变量影响，但显著影响虐待风险。
- 虐待组：构建的模型拟合良好，但 R2 值较低。CTQ 总分与 IRI 情感共情、情感共情与 SDS 显著相关，SDS 与 PS 总分及 PS 过度反应子量表呈负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母亲可按 SDS 总分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抑郁三组，中度抑郁组 PS 得分最高，倾向于采用极端育儿方式。
- 非虐待组：构建的模型拟合良好，但 R2 值低。情感共情与 SDS 显著相关，CTQ 对情感共情无影响。与虐待组不同，非虐待组母亲总体无 CM 经历。
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指出，CM 经历仅对混合组和虐待组母亲共情的情感维度有正向影响，与先前研究相符，即虐待经历影响共情情感方面。本研究未发现认知共情下降，可能与 “人际内疚” 和幻想量表（Fantasy Scale，FA）影响有关。此外，情感共情会加剧混合组、虐待组和非虐待组母亲的抑郁症状，表明其可能增加抑郁风险。在虐待组中，情感共情、抑郁症状和育儿方式显著相关，暗示 CM 存在代际传递可能，但无法从抑郁严重程度和育儿方式差异推断虐待风险。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为理解 CM 代际传递机制提供了新视角，让我们认识到父母的童年经历、共情能力、抑郁症状和育儿方式之间的复杂关联。不过，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如数据多为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偏差；样本量较小等。未来研究可在扩大样本量、改进测量方法等方面进一步探索，为预防 CM 代际传递提供更有力的支持，让家庭真正成为孩子温暖的港湾，摆脱 CM 的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