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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为评估澳大利亚公众对幸福经济原则的偏好，开展调查，发现 “尊严” 和 “公平” 受重视，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在全球经历新冠疫情的浪潮后，世界经济与社会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愈发凸显出其局限性。它就像一把有漏洞的尺子，只关注经济增长的数字，却忽视了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诸多负面效应，比如人口过度增长、自然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幸福经济（Wellbeing Economy）的理念应运而生。它主张经济应将服务人民和社区放在首位，而不是盲目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这一理念得到了许多国家的关注，像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调整政策，推出了幸福预算，还发布了 “衡量重要事项（Measuring What Matters）” 的国家幸福框架。
然而，在政策推进的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出现了：公众对幸福经济的原则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弗林德斯大学（Flinders University）、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 Canberra）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Rachel Milte、Matthew Crocker、Gang Chen 等人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Applied Health Economics and Health Policy》杂志上，为后续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人员采用了在线调查的方法，邀请了澳大利亚 2042 名 18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参与。这些参与者被要求对幸福经济的关键原则（包括尊严、自然与气候、社会联系、公平和参与）以及两个传统的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进行重要性排序。同时，研究人员还收集了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信息，如年龄、性别、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以便分析不同人群对这些原则的偏好差异。
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使用了 R 软件和 Stata 软件进行处理。他们通过简单的求和评分，将排名转化为点数系统，还运用了排序逻辑回归（ROL）选择模型，从整体样本和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的子群体两个层面，探究这些原则的相对重要性。
研究结果显示，“尊严”（人们有足够的资源过上舒适、安全和幸福的生活）和 “公平”（所有澳大利亚人机会均等，贫富差距大幅缩小）在总样本以及不同年龄、教育程度和社会经济优势水平的子群体中，都被列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而传统的经济指标，如 “经济繁荣” 和 “经济增长”，虽然也被认为重要，但通常排在 “尊严” 和 “公平” 之后。
进一步分析不同社会人口特征子群体的偏好时发现，年龄差异对偏好影响明显。随着年龄增长，澳大利亚人对 “经济增长” 的重视程度上升，对 “经济繁荣” 的重视程度下降；“自然与气候” 对年轻人更为重要，到中年后重要性趋于稳定。教育程度方面，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更倾向于将 “自然与气候” 排在 “经济增长” 之前。收入水平也会影响偏好，“经济繁荣” 对高收入者更重要，“自然与气候” 则相反，但收入在 80,000 - 149,000 澳元区间时，“自然与气候” 的重要性略有上升。性别差异上，男性更看重 “公平”，女性则更重视 “尊严”。社会经济优势水平（通过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区域指数 SEIFA 衡量）对排名影响较小。
在研究结论与讨论部分，研究突出了 “尊严” 和 “公平” 在幸福经济原则中的重要地位，这两个原则在公众心中的重要性高于传统经济指标。这一结果与澳大利亚政府 “衡量重要事项” 框架存在一定关联，该框架虽将 “公平” 作为交叉维度，但在指标定义和测量上不够明确，未来应更加重视 “公平” 这一主题的报告。
此外，研究还发现 “社会联系” 和 “自然与气候” 在公众排名中相对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在疫情期间，人们一方面感受到了社区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受当时政策和媒体关注重点的影响，对气候问题的重视不足。同时，不同社会人口特征群体在优先事项排序上存在差异，这与人们的共同经历、目标和面临的挑战有关。
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受访者不能对原则进行同等排名，调查时间点单一，研究方法相对简单，样本在某些社会人口特征上代表性不足等。尽管如此，该研究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表明政府从传统经济指标转向更广泛的幸福经济衡量标准的举措，很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未来研究可以采用更灵活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讨公众对幸福经济原则的偏好，为政策制定提供更精准的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