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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犯罪行为与精神障碍因果关系及罪责能力判定问题，研究人员开展犯罪 “症状特征” 研究，发现判定复杂，意义重大。
犯罪行为与精神障碍关联研究解读
在司法和医学交叉的领域中，犯罪行为与精神障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且充满争议的话题。想象一下，一位原本奉公守法的联邦官员，因自杀未遂遭受严重颅脑损伤，额叶受损。历经多次手术虽保住性命，但康复后能力大幅下降，变得缺乏动力、难以集中精力，提前退休后陷入社交孤立，生活围绕着阅读、音乐和色情内容。在一次嫖娼遭遇抢劫后，他实施报复，抢劫并性侵了另一名妓女。这一案件引出关键问题：该犯罪行为是颅脑创伤后器质性精神综合征的 “症状” 吗？他的罪责能力，即对错误的认知和依此行事的能力，是否因精神综合征而显著降低或丧失？类似地，对于有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实施犯罪，其控制能力是否也会因所谓的 “脆弱自我意识” 而降低？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犯罪者的责任判定，也影响着司法公正和社会秩序。
长期以来，确定精神障碍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诸多难题。从医学角度看，症状是疾病的外在表现，但犯罪行为是复杂的社会互动结果，不能简单等同于医学症状。在法律实践中，德国联邦法院常审查犯罪行为的 “症状性”，例如在《德国刑法典》第 64 条规定的情境下，判断酗酒或吸毒成瘾与犯罪行为的关联。然而，“症状” 概念的含义及其在因果关系中的逻辑地位并不明确。过去，只要成瘾与反社会行为习惯存在一定关联，就可能认定犯罪行为与成瘾有关，犯罪者甚至可能因此被送往戒毒所而非监狱。但 2023 年《德国刑法典》第 64 条修订后，对此类判定的条件更加严格。
为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来自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院（Charité – Universit?tsmedizin Berlin）法医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 Hans - Ludwig Kr?ber 开展了相关研究。研究聚焦于犯罪行为是否为精神障碍的 “症状”，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精神障碍与犯罪行为的关系，尝试明确二者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对罪责能力的影响。该研究成果发表在《Forensische Psychiatrie, Psychologie, Kriminologie》杂志上。
研究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和文献研究的方法进行。案例涵盖了多种精神障碍与犯罪行为的组合，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杀人行为、人格障碍者的犯罪、性偏好障碍相关犯罪以及颅脑损伤者的犯罪等。同时，研究人员对德国联邦法院的相关判例和法律规定进行梳理，分析在不同法律情境下对犯罪行为 “症状性” 的判定标准和实践情况。
研究结果如下：
- 精神分裂症与犯罪行为：杀人犯罪并非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但急性精神分裂症可能极大地促成甚至决定此类犯罪行为。这是因为疾病使患者失去自由意志，其认知和情感出现严重紊乱，产生精神性的行为驱动力。不过，从法律角度审查精神病患者的犯罪行为是否具有 “症状特征” 存在误导性。多数情况下，外在看似 “普通” 的暴力犯罪，其与精神疾病的关联需深入探究犯罪者作案时的精神状态，不能仅从犯罪行为本身判断。
- 人格障碍、性偏好障碍与犯罪行为：人格障碍和性偏好障碍与犯罪行为的关系较为复杂。这些障碍要对罪责能力产生相关影响，需达到《德国刑法典》第 20 条规定的 “严重精神障碍” 程度，即严重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体验和行动能力。例如，恋童癖者若要被认定为因精神障碍影响罪责能力，需存在严重的意志自由受限情况，而不能仅因其有恋童倾向就判定。同样，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者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意味着其意志自由受限。自恋型人格障碍在犯罪行为判定中常被错误解读，一些人认为此类患者在暴力犯罪时控制能力降低，但实际上他们的犯罪动机可能并非单纯因人格障碍，且追求自我价值感的满足并不必然影响其决策能力。
- 颅脑损伤与犯罪行为：对于颅脑损伤者的犯罪行为，需要证明该行为主要归因于其特殊的器质性精神病理。如开头提到的案例，虽然当事人有颅脑损伤，但其他因素如社会地位下降、孤独、抑郁等也可能是犯罪的原因。然而，他却因被认定为颅脑损伤者，存在再次犯罪风险，在精神病院被长期拘押。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指出，确定犯罪行为的 “症状特征”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医学、心理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地将精神障碍与犯罪行为建立因果联系，对罪责能力的判定需谨慎。错误地判定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结果，如对犯罪者过度惩罚或放纵。研究强调，准确评估犯罪行为与精神障碍的关系，对于保障司法公正、合理对待犯罪者以及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它促使法律界和医学界更加重视多学科协作，提高对犯罪行为和精神障碍关系的认识，完善相关的司法鉴定标准和程序。同时，也提醒专业人员在进行鉴定时，要全面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避免片面解读和错误判断，确保对犯罪者的处理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尊重其人权和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