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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不同县域环境对拉美裔母亲早产（PTB）的影响，研究人员开展相关研究，发现县域类型与 PTB 风险显著相关，对优化政策有意义。
《居住环境如何影响拉美裔母亲早产风险？这项研究给出答案》
在生命的孕育旅程中，早产（Preterm Birth，PTB）就像潜伏的 “暗礁”，给新生儿、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挑战。在美国，每 10 个婴儿中约有 1 个早产，不同种族女性的早产率差异明显，拉美裔母亲也未能幸免，其早产率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居住环境就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以往研究多聚焦于种族聚居区对拉美裔母亲健康的影响，但结果却参差不齐。有的研究发现居住在聚居区能带来健康益处，比如减少人际歧视、增加文化资源和社会支持等；可也有研究表明，聚居区可能增加早产、妊娠糖尿病等风险。这些矛盾的结果让人困惑，也引发了新的思考：是不是聚居区所处的更广泛县域环境在 “暗中作祟” 呢？毕竟，美国各县在人口结构、经济实力、公共服务和健康基础设施等方面差异巨大，这些差异很可能会影响拉美裔母亲的早产风险。然而，目前人们对不同县域环境如何塑造早产风险的了解十分有限。为了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来自南加州大学公平研究所（USC Equity Research Institute）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菲尔德公共卫生学院（UCLA Fieldin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研究人员 Ezinne Nwankwo 和 May Sudhinaraset 展开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Racial and Ethnic Health Disparities》杂志上。
研究人员整合多源数据，精心构建分析数据集。他们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国家卫生统计中心（NCHS）获取 2017 - 2018 年的出生证明数据，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相关调查获取人口数据，还从多个机构收集了移民、健康、政策等各类指标数据。在样本选择上，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确定了居住在美国 115 个县的 1,084,867 名拉美裔母亲的分娩记录作为研究样本。
为全面评估早产风险，研究人员确定了多个变量。将早产作为结果变量，县域类型作为主要预测变量，该变量依据县域的社会（如拉丁裔种族密度、移民浓度）、经济（如社会经济指标）和地理（如郊区、城市）特征，分为 9 类。同时，纳入个体层面（如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等）、社区层面（如社会协会数量）和结构层面（如居住隔离指数、收入不平等程度等）的多个协变量。
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先对变量分布和相关性进行分析，对偏态连续变量进行对数转换；接着通过双变量分析，利用 t 检验、方差分析和卡方检验探究各变量与早产在不同县域类型中的差异；最后构建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调整各类协变量，评估县域类型与早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研究结果令人深思。描述性分析显示，不同县域类型的早产率差异显著。高劣势城市且拉丁裔人口多但移民少的县，早产率高达 9.7%；低劣势郊区且拉丁裔和外国出生人口多的县，早产率则低至 7.3%。个体层面因素方面，美国出生的母亲早产率高于外国出生的母亲；波多黎各裔和中 / 南美洲裔母亲早产率高于墨西哥裔母亲；年龄越大、未婚、教育程度低、自费或保险类型特殊的母亲早产风险更高。健康和行为风险因素也与早产密切相关，有早产风险因素、孕期吸烟、延迟产前护理的母亲，早产可能性显著增加。社区和结构层面因素同样影响显著，收入不平等程度高、移民执法政策多、所在州无证人口比例高的地区，母亲早产风险增加；而社交隔离指数低、所在县农村人口比例高的母亲，早产风险降低 。
双变量分析发现，不同县域类型在个体特征、社会协会数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移民执法政策等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不同县域类型中拉丁裔各亚群的占比不同，社会协会数量从高劣势郊区的 5.1 个 / 万人到城市的 9.7 个 / 万人不等，收入不平等在城市地区更为突出。
多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与低劣势郊区且中等拉丁裔密度、大量外国出生人口的县域相比，几乎所有其他县域类型的拉美裔母亲早产几率都显著更高。此外，移民母亲早产几率比美国出生的母亲低 15%；波多黎各裔和中 / 南美洲裔母亲早产几率分别比墨西哥裔母亲高 23% 和 4%；年龄每增加 1 岁，母亲早产可能性增加 2%；未婚母亲早产几率比已婚母亲高 10% ；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早产几率更低；有早产风险因素、孕期吸烟、延迟产前护理都会增加早产风险；而增加接触其他拉丁裔、增加初级保健医生可及性、所在州人口变化大、所在县农村人口比例高则降低早产风险 。
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它揭示了县域层面的社会、经济和地理因素相互作用，显著影响拉美裔母亲的早产风险。为改善这一现状，后续可采取多层面策略，如增加产科和初级保健提供者数量，加强社区经济建设，缩小工资差距等。不过，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研究为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暴露变量为县域层面指标，难以反映邻里层面情况；未纳入农村县，且受出生记录限制，无法控制一些因素。但总体而言，该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居住环境与早产关系指明了方向，有助于完善研究问题、优化干预措施和政策，为创造健康的孕育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