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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疫情促使居家办公（WFH）兴起的背景下，为探究其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人员基于五国 3403 名就业参与者的样本，开展了为期三年多、11 次评估的纵向研究。结果显示，疫情初期 WFH 与幸福感负相关，之后无关联。该研究为个人、组织和社会应对未来 WFH 提供了参考。
在新冠疫情的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居家办公（Working from home，WFH）只是少数人的选择，而疫情却让它成为了许多上班族的日常。一时间，“家” 与 “办公室” 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在适应这种新工作模式的同时，其幸福感也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影响。此前众多研究聚焦于 WFH 与幸福感的关系，但结果却参差不齐，且大多基于横断面分析，难以全面揭示二者在疫情期间及之后的动态联系。鉴于此，深入探究 WFH 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迫在眉睫，这不仅关乎个人的生活质量，还对组织的管理决策以及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解开这一谜题，来自卢森堡大学（University of Luxembourg）、奥地利的独立研究员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他们从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典五国，通过 Qualtrics 在线市场研究小组招募了 8063 名参与者，最终确定了 3403 名符合要求的样本，这些样本在年龄、性别和居住地区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研究数据来自于 COME-HERE 研究，该研究自疫情初期启动，定期跟踪参与者，收集了丰富的数据。
研究人员通过多水平回归模型，对从 2020 年 4 月到 2023 年 11 月期间 11 次评估的数据进行分析，试图分离出 WFH 与幸福感之间的个体内和个体间关系。他们考量了心理困扰（通过焦虑、抑郁、感知压力等指标衡量）和生活满意度这两个不同维度的幸福感指标。最终研究发现，即使在控制了众多相关协变量后，在疫情初期（2020 年 4 月 - 8 月，即 Wave 0 - 2），WFH 与幸福感呈负相关，那些较少居家办公的人生活满意度提升更快，心理困扰下降更明显；然而在这之后，WFH 与幸福感并无明显关联。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Public Health》上，为我们理解 WFH 与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主要运用了多水平回归模型。数据来源于 COME-HERE 研究，参与者定期完成涵盖工作地点、生活满意度、心理困扰等多方面内容的问卷。对于缺失数据，采用期望最大化插补算法进行处理。同时，为控制可能的混杂因素，纳入了如居家限制、社会人口学特征、身体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和工作特征等协变量 。
下面来看具体的研究结果：
- 居家办公强度：在所有观察波次中，WFH 的平均强度为 M=0.25（SD=0.39），不同国家和波次间存在差异。
- 幸福感指标的方差解释：空模型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困扰的大部分方差由参与者之间的差异（生活满意度为 55.8%，心理困扰为 66.8%）和波次差异（生活满意度为 43.8%，心理困扰为 30.4%）解释，地区差异解释力较小。
- WFH 与幸福感的关系：多水平回归分析显示，在观察期内，个体内 WFH 差异与生活满意度（B=0.01，SE=0.02，t (7850)=0.51，p=0.61）和心理困扰（B=-0.03，SE=0.02，t (7850)=-1.77，p=0.08）均无显著关联；个体间 WFH 差异与基线生活满意度无关（B=-0.06，SE=0.06，t (3289)=-1.08，p=0.28），但与基线心理困扰有关，经常居家办公的参与者基线心理困扰更高（B=0.13，SE=0.05，t (3289)=-2.53，p=0.01）。此外，在 Wave 0 - 2 期间，较少居家办公的人生活满意度增加更显著（B=-0.10，SE=0.03，t (3289)=-3.20，p=0.001），心理困扰下降更明显（B=0.07，SE=0.03，t (3289)=2.82，p=0.01）；而 Wave 3 - 4 和 Wave 5 - 10 期间，WFH 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困扰的变化模式均无显著关联。
- 稳健性检验：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发现，较高的心理困扰、女性、年轻、较低家庭收入、无伴侣、无 12 岁以下孩子和兼职工作与较低的参与强度相关。将参与强度作为额外统计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后，未对 WFH 与幸福感关系的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疫情初期 WFH 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可能源于工作和生活的突然变化，如远程办公设备和技术支持滞后，有家庭照料责任的人员负担加重等。随着疫情发展，公司完善了远程办公的条件，学校重新开放，这些因素可能减轻了 WFH 的负面影响。此外，疫情后人们选择居家办公的自主性增强，也可能减少了其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尽管该研究未发现 WFH 与幸福感之间存在平均关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毫无关系，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究其中的调节因素和中介过程。同时，研究还发现，无论是否居家办公，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困扰在观察期内总体较为稳定，这反映出人们在困难环境中调节幸福感的能力。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样本来自多个国家，评估密度高，考虑了众多协变量，全面分解了 WFH 与幸福感关系的不同层面。不过，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评估开始于疫情爆发后，无法对比疫情前后的动态变化；数据收集方式可能影响样本代表性；研究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WFH 测量方式较为粗糙等。尽管如此，该研究为我们理解 WFH 与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见解，为个人、组织和社会应对未来 WFH 模式的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制定更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员工的身心健康和工作生活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