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这篇研究聚焦南亚儿童早期肥胖轨迹，通过队列研究（START、FAMILY、BiB），探究产前及儿童早期因素对其影响。发现 6 种可改变因素（如母乳喂养、母亲饮食等）与较低肥胖度相关，组合成单一评分可用于风险评估，对防控儿童肥胖意义重大。
### 引言
儿童肥胖已成为全球性的健康难题，2020 年，全球约有 4000 万 5 岁以下儿童被归类为超重或肥胖。亚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儿童肥胖增长态势尤为显著。南亚人群作为北美增长迅速的族裔群体，其中心性肥胖、心血管代谢危险因素的高患病率，以及成年后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高易感性值得深入研究。
南亚新生儿和儿童相较于欧洲白人，存在低出生体重但体脂比例较高或中心性肥胖的现象，即 “瘦脂肪表型”，且这种模式在第四代移民群体中依然存在。此外，较高的内脏脂肪与长期的代谢、心血管和认知结果相关。
目前，针对儿童肥胖的研究存在不足，多数研究集中于白人母婴二元体，忽视了种族差异，且多在单一时间点评估肥胖，难以全面捕捉儿童的生长动态。本研究旨在探究南亚儿童出生后前 3 年肥胖轨迹的相关围产期和早期生活因素，并验证可改变因素的累积作用，为干预措施和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依据。
方法
- 研究设计与参与者：本研究采用队列研究设计，以南亚出生队列（START，2011 - 2015 年）为发现队列，对 903 名南亚儿童进行前瞻性分析；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早期生命家庭动脉粥样硬化监测队列（FAMILY，2002 - 2009 年）和英国布拉德福德的出生队列（BiB，2008 - 2009 年）进行验证。研究获得了相关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并取得了参与者法定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 生长轨迹测量：研究采用标准化协议测量儿童的人体测量指标，以肱三头肌和肩胛下皮褶厚度之和（SSF）作为脂肪度的替代指标，测量从出生到 3 岁期间的数值。通过计算生长曲线下的总面积（AUC）来反映脂肪度的整体轨迹，AUC 的计算采用梯形法。同时，在发现队列中，将出生到 3 岁的 BMI 轨迹作为比较指标。
- 暴露变量收集：研究调查了与后代肥胖和脂肪度发展相关的既定母亲因素和早期生活因素。婴儿期和儿童期的暴露变量通过分娩时的测量和随访期间对母亲的问卷调查收集。
- 统计分析：对每个队列的连续变量采用均值和标准差描述，分类变量采用计数和百分比描述。通过简单线性回归模型评估母亲、婴儿期和儿童期暴露变量与 SSF 的 AUC（主要结局）和 BMI 的 AUC（比较结局）的相关性。将相关性显著（α ≤ 0.10）的变量纳入向后消除选择程序，构建多变量线性回归模型。将确定的可改变因素组合成单一评分，评估其对 SSF 的 AUC 的累积贡献，并在验证队列中进行验证。所有分析均使用 R 3.6.3 版本完成。
结果
- 参与者特征：START 队列中 903 名儿童的母亲平均年龄为 30.2（4.0）岁，孕前平均 BMI 为 23.8（4.5）。儿童平均胎龄为 39.1（1.5）周，15.5% 为小于胎龄儿，50.5% 为女性，56.5% 在出生后第一年纯母乳喂养。儿童平均每天运动 196 分钟，每晚睡眠 9.85 小时，每天屏幕暴露时间为 110 分钟。
- 与南亚儿童肥胖相关的暴露因素（START 队列）：单因素分析显示，与 SSFAUC相关的暴露因素包括母亲孕前 BMI、孕期体重增加、皮褶厚度、健康意识饮食模式，以及儿童的胎龄大小、母乳喂养、固体食物引入时间、身体活动和屏幕暴露时间。多变量模型中，6 种可改变因素和 2 种不可改变因素与 SSF 的 AUC 显著相关。母亲孕期皮褶厚度每增加 10mm，后代 SSF 的 AUC 增加 0.80 单位；母亲孕期体重每增加 5kg，后代 SSF 的 AUC 增加 0.38 单位；健康意识饮食因素评分每增加 1SD，后代 SSF 的 AUC 降低 0.68 单位；小于胎龄儿的 SSF 的 AUC 比适于胎龄儿低 3.03 单位；出生后第一年纯母乳喂养的儿童，其 SSF 的 AUC 比母乳喂养时间较短或未母乳喂养的儿童低 1.68 单位；儿童每天身体活动每增加 30 分钟，SSF 的 AUC 降低 0.33 单位；屏幕暴露时间每增加 30 分钟，SSF 的 AUC 增加 0.49 单位。
- 显著可改变暴露因素的综合贡献：将显著可改变因素组合成 0 - 6 分的单一评分，分数越高表示肥胖风险越低。结果显示，可改变因素的数量与 SSF 的 AUC 呈负向分级关联（P趋势 < 0.001）。平均而言，每增加一个与较低风险相关的因素，儿童 SSF 的 AUC 降低 1.5（95% CI， - 1.96 ~ - 1.04）单位（P < 0.001）。
- 在外部队列中验证综合评分：在 FAMILY 和 BiB 队列中，母亲 BMI、母乳喂养和儿童身体活动这 3 个因素得到了验证。同样观察到可改变风险因素数量（0 - 3 分）与 SSF 的 AUC 呈负向分级关联（P趋势 < 0.001）。
讨论
- 研究结果分析：本研究确定了南亚儿童出生后前 3 年肥胖轨迹的相关早期生活因素，包括母亲肥胖、孕期体重增加、健康意识饮食模式，以及儿童性别、胎龄大小、母乳喂养、身体活动和屏幕时间。这些因素与 SSF 的 AUC 独立相关，且可改变风险因素可组合成单一评分用于风险评估。
- 与其他研究的比较：已有研究表明，母亲孕前 BMI 和孕期体重增加与儿童肥胖相关，本研究结果与之相符。母亲健康意识饮食模式与南亚儿童较低的肥胖轨迹相关，但不同研究中母亲饮食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可能与种族差异和烹饪方法有关。此外，本研究未发现妊娠期糖尿病与后代肥胖（SSF 的 AUC）之间的关联，且由于南亚女性吸烟率较低，未对母亲吸烟与儿童肥胖的关系进行测试。
- 婴儿期和儿童期暴露因素的影响：母乳喂养 12 个月或更长时间与南亚和欧洲白人儿童的有利肥胖轨迹相关。虽然母乳喂养与儿童超重风险的关系存在争议，但近期的系统评价支持母乳喂养可降低儿童超重风险。早期儿童的日常身体活动与较低的肥胖度（而非 BMI）相关，这一发现强调了早期身体活动的潜在益处。
- 多因素干预的意义：鉴于儿童肥胖的多种发展决定因素，针对多个可改变因素进行有效预防至关重要。评估 6 种可改变因素的综合贡献发现，具有 4 个（或 FAMILY 和 BiB 队列中的 3 个）与较低风险相关的因素似乎能获得最大收益。
对实践和政策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有助于指导临床评估和公共卫生促进，以减轻南亚等高风险族裔的肥胖问题。通过将研究结果转化为多成分评分，可在临床和公共卫生环境中识别高风险儿童，并针对可改变风险因素进行干预。例如，可将其作为风险评估工具，为家庭提供咨询或强化行为干预。此外，研究结果还可为全球健康生命轨迹倡议（HeLTI）等循证研究干预的设计提供帮助。未来应将研究知识传播给家长，并制定可操作的建议和政策，如补贴母亲营养计划、促进母乳喂养和提供早期儿童身体活动干预等。但需注意，这些因素与更广泛的健康结构和社会决定因素相关，需要系统干预来实现一级预防。
优势和局限性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样本量大，涵盖 3 个特征明确的纵向出生队列，共 3171 名儿童，有助于解决儿童肥胖的种族差异问题。然而，研究也存在局限性。儿童身体活动和饮食评估均为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误差、社会期望偏差或肥胖儿童家庭与非肥胖儿童家庭的差异报告。此外，无法排除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如父亲因素或遗传易感性。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无法明确因果关系，但多数因素在时间上先于肥胖结局。
结论
本队列研究表明，母亲饮食质量较高、肥胖度和孕期体重增加较低、母乳喂养时间较长，以及儿童早期身体活动增加和屏幕时间减少，与南亚儿童较低的肥胖度相关。早期干预改变这些风险因素可能有助于减少儿童肥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