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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共情能力一直备受关注，此前研究结果不一。为探究其变化轨迹及影响因素，研究人员开展 “Trajectories of medical students’ empathy nowadays: a longitudinal study using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empathy” 研究。结果显示认知、情感共情及情绪识别能力提升，行为共情稳定，性别影响显著。该研究为医学教育提供重要参考。
长期以来，在医学教育领域，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发展状况一直是备受瞩目的话题。自 2009 年 Hojat 等人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医学生在医学院学习期间共情能力下降” 这一观点广泛传播，在医学及医学教育界根深蒂固。然而，时过境迁，全球医学课程在过去十几年间围绕医患关系和沟通交流方面进行了大幅改进。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发展轨迹显得尤为必要。
此前关于医学生共情能力的研究结果参差不齐。2020 年的一项系统综述指出，在已识别的 24 项横断面研究和 6 项纵向研究中，14 项表明医学生共情能力下降，而其余 16 项则显示共情能力上升、保持稳定或结果不一。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地理 - 社会文化因素，美国的研究大多报告共情能力有小幅度但显著的下降，而远东地区的研究则多显示共情能力有小幅度但显著的提升；测量工具的不同也可能导致结果差异，有研究表明，只有使用杰斐逊医生共情量表（Jefferson Scale of Physician Empathy，JSPE）测量时，共情能力的变化才显著，且使用不同工具测量时甚至会出现相反的轨迹。此外，共情本身具有多维性，涵盖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个维度，不同维度在医学学习过程中的发展轨迹可能不同，而且性别、专业选择、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等多种因素都可能对共情能力及其发展轨迹产生影响 。因此，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医学生共情能力的发展情况，开展一项综合考量多种因素的研究迫在眉睫。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复杂问题，来自瑞士洛桑大学（University of Lausanne）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展开了一项名为 “Trajectories of medical students’ empathy nowadays: a longitudinal study using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of empathy” 的纵向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BMC Medical Education》杂志上。
研究人员采用开放队列设计，对洛桑大学的医学生进行了为期四年、共四次的数据收集（2021 年 3 月、2021 年 11 月、2022 年 11 月和 2023 年 11 月）。除最后一次数据收集排除一年级学生以优先保证多次参与外，涵盖了所有课程年级（1 - 6 年级）的医学生。研究通过追踪学生的大学邮箱地址来记录其纵向参与情况，并在应用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LMM）分析前，将数据按课程年份进行整理。
在测量指标方面，研究人员使用了多种经过验证的工具来全面评估共情和情绪识别能力。他们采用 JSPE 的学生版本（JSPE - S）评估医学生在患者护理情境中对共情关系的取向或态度；利用认知和情感共情问卷（Questionnaire of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Empathy，QCAE）的法语验证版本，分别测量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由于直接观察与患者的互动难以实现，研究人员选择使用自我呈现修改能力量表（Ability to Modify Self - Presentation Scale，AMSP）的法语验证版本作为行为共情的替代指标，该量表可评估个体根据当前社会情境调整行为的能力；同时，使用日内瓦情绪识别测试简版（Geneva Emotion Recognition Test – Short Form，GERT - S）测量情绪识别准确性，该测试通过呈现 42 个视频片段，要求参与者识别演员表达的 14 种情绪之一，最终得分是参与者正确识别的情绪数量。此外，研究还考察了多种心理社会和健康相关的协变量，包括性别、父母教育程度、恋爱状况、社会支持、是否咨询过心理治疗师、应对策略、心理健康和倦怠指标、体育活动以及自我报告的健康满意度等。
在数据分析阶段，研究人员针对每个共情和情绪识别测量指标分别建立 LMM 模型，将课程年份和协变量作为固定效应，同时纳入学生层面的随机截距，以考虑同一学生重复测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及学生之间的固有差异。研究还测试了两种不同的时间方差 - 协方差结构（自回归协方差结构 AR1 和自回归 / 移动平均协方差结构 ARMA1.1），并通过似然比检验选择最佳拟合模型。此外，通过纳入时间的二次项或三次项来测试共情和情绪识别的非线性轨迹，同样通过似然比检验选择最佳模型作为最终模型。
研究结果显示，最终样本包含 1667 名医学生填写的 3224 份问卷。在共情和情绪识别的发展轨迹方面，JSPE - S、QCAE 的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得分在课程学习期间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呈现非线性的凹形曲线，但两两比较表明，其轨迹更像是先显著上升然后趋于平稳，例如 JSPE - S 得分从第 1 年到第 4 年显著增加，之后趋于平稳；QCAE 的认知和情感维度分别在第 2 年到第 3 年有一次显著增加，随后也保持平稳。而用 AMSP 测量的行为共情维度在课程年份上没有显著变化，表明其轨迹较为稳定。GERT - S 测试结果则呈现显著的线性上升轨迹，从第 2 年到第 5 年逐年显著增加。
在影响因素方面，性别是唯一对共情和情绪识别测量指标有显著影响的协变量，且效应量较小。与女性或非二元性别的学生相比，男性学生在 JSPE - S、QCAE（认知和情感维度）和 GERT - S 上的得分较低，而在 AMSP 上得分较高。其他协变量的影响相对较小，未达到显著水平。
该研究意义重大，它并未证实医学生共情能力在医学院学习期间下降这一广泛传播的观点。相反，研究表明医学生的认知共情、情感共情和情绪识别能力在学习过程中有所提升，这可能得益于近年来医学课程的改革，尤其是沟通技能培训的加强。研究还发现共情能力的提升主要发生在六年课程的前三年，这表明前三年对于医学生互动技能的发展至关重要，也暗示了早期课程中培养共情能力的教学举措可能取得了积极效果。此外，研究中行为共情的稳定性可能意味着当前使用的代理测量指标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更合适的测量方法。同时，作为单中心研究，该研究未能深入分析教育环境对医学生共情轨迹的影响，而这可能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后续多中心研究有望对此进行深入探究，为优化医学教育、提升医学生共情能力提供更有力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