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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文化因素对临终关怀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s）信念和偏好的影响，研究人员开展了美国和台湾地区成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台湾成人更重视预立医疗指示、更愿讨论临终关怀，但对家人决策与自身偏好一致性信心不足。该研究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在生命的终章，如何抉择医疗照护方式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重要问题。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s）作为提前规划临终关怀的关键手段，却在不同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接受度。在美国，自上世纪 60 年代末就开始推行相关理念，1990 年通过《患者自主决定法案》，预立医疗指示已融入医疗体系多年。然而，即便如此，也仅有 37% 的美国成人完成了预立医疗指示 。在台湾，2016 年才颁布《患者自主权利法》，2019 年正式实施，此前民众对预立医疗指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极低，完成率不到 1%。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文化因素相关。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主，在临终关怀决策中，更注重患者个人的意愿。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台湾文化，秉持着孝道和集体主义观念，家庭在医疗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预立医疗指示的态度差异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制定更贴合当地文化的临终关怀政策和干预措施；另一方面，也能促进不同文化间在临终关怀领域的交流与理解。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来自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 Duan - Rung Chen 等人展开了一项跨文化比较研究 。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了美国（主要来自纽约州，n=162）和台湾地区（n=186）18 岁及以上成人的相关数据。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调查。美国的参与者通过个人联系进行滚雪球抽样，完成纸质问卷；台湾地区则同样通过滚雪球抽样，但采用线上问卷的形式。问卷内容涵盖了对预立医疗指示的信念、偏好、经历和认知等方面。数据收集完成后，运用 SPSS 25 软件进行分析，包括双变量分析和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以量化不同组之间的差异，并控制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协变量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美国样本中男性比例更高（37% vs. 21%），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更多（53% vs. 22%），单身 / 未婚参与者比例更低（38.9% vs. 46.4%）。
在对预立医疗指示的态度上，台湾地区的成年人表现出与美国成年人明显不同的倾向。台湾地区的成年人认为准备预立医疗指示重要的可能性是美国成年人的 2.5 倍（aOR 2.5；95% CI 1.27 - 5.12）。尽管台湾引入预立医疗指示的时间较短，但近年来的立法变化和公众意识宣传活动可能使民众更加重视这一问题。而美国由于长期接触相关理念，可能出现了 complacency 现象，导致公众关注度下降。
在讨论临终关怀方面，台湾地区的成年人比美国成年人开放得多，愿意讨论的可能性是美国成年人的 7.75 倍（aOR 7.75；95% CI 2.03 - 29.50）。这或许是因为台湾近期对临终关怀和预立医疗指示的宣传，使相关话题在民众心中更为突出。
在医疗决策的授权上，台湾地区的成年人在患重病住院时，更倾向于让家人和亲人做出医疗或临终关怀决策，其可能性是美国成年人的 1.73 倍（aOR = 1.73；95% CI：1.08 - 2.78）。这体现了台湾文化中孝道的影响，家人在医疗决策中承担着重要责任。但与之矛盾的是，台湾地区的成年人对家人做出的医疗决策与自己的偏好一致的信心却较低（aOR = 0.28；95% CI0.16 - 0.47）。这可能源于家庭集体决策时，个人偏好可能被家庭整体利益所掩盖，以及代际差异、个人经历和对医疗选项熟悉程度的不同。
此外，研究还发现了两个与对预立医疗指示信念和偏好态度相关的社会因素。一是教育因素，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医疗决策中越倾向于个人自主。二是社会影响因素，身边有人参与临终关怀规划，会使个体更重视预立医疗指示的准备。
研究结论和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揭示了美国和台湾地区成年人对预立医疗指示的不同接受程度和认知情况，凸显了文化因素在临终关怀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台湾地区来说，虽然民众对预立医疗指示的重视度在上升，但仍需加强教育宣传，促进家庭沟通，以更好地协调个人偏好和家庭决策。在美国，尽管对预立医疗指示较为熟悉，但仍需重新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提高预立医疗指示的完成率。这项研究为不同文化背景下制定更有效的临终关怀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了重要依据，有助于推动临终关怀领域的发展，使医疗决策更加符合个体和家庭的需求，尊重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生命终章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