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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维多利亚虚拟急诊科（VVED）患者初诊后的自我转诊模式，研究人员对 42,921 名患者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初诊自我转诊患者后续更易自我转诊，无医疗保健人员（HCP）的转诊途径后续自我转诊几率更高。该研究为优化服务提供依据。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医疗领域也迎来了重大变革。数字健康技术的兴起，让虚拟医疗服务逐渐走进大众视野。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为减少面对面接触，虚拟医疗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维多利亚虚拟急诊科（VVED）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 2020 年 10 月成立，旨在为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患有非危及生命疾病的患者提供紧急护理，同时分流前往实体急诊科（ED）的患者。
然而，虚拟医疗服务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虽然它为患者就医带来了诸多便利，如节省时间、降低出行成本、缩短等待时间等，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患者在虚拟就诊时感觉匆忙，因技术问题难以准确描述症状，还认为缺乏身体检查会影响诊疗质量。此外，虚拟医疗服务依赖患者操作数字平台的能力，一些弱势群体因数字接入障碍和技术不熟悉，使用虚拟医疗服务的比例较低。
了解 VVED 的转诊模式对评估其在医疗系统中的整体影响至关重要。患者可通过自我转诊门户或由医疗保健人员（HCP）转诊至 VVED。起初，自我转诊占比超 90%，但如今 HCP 转诊途径已占总转诊量的一半以上。不同转诊途径可能导致患者对等待时间、预约可用性和护理水平的期望不同，进而影响患者的整体医疗体验。为深入了解这一情况，来自多个机构（包括 La Trobe University、Department of Health Victoria、Northern Health 等）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研究人员收集了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期间 VVED 的就诊数据，经筛选后对 42,921 名符合条件的患者数据进行分析。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等方法，对比了首次通过 HCP 转诊和自我转诊患者的后续自我转诊率，并对不同 HCP 转诊途径进行分类分析。
在患者基本信息方面，研究涉及的患者平均年龄 28.9 岁 ，女性占比 59.5%，多数出生于澳大利亚，居住在大都市地区。不同转诊途径的患者在年龄、性别、出生地、居住地区等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主要出院诊断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通过全科医生（GP）、专科医生或护士呼叫服务（Nurse on Call）转诊的患者中，儿科患者比例较高；而老年患者更倾向于通过救护车（如 redirected ‘000’ call 或救护车护理人员转诊）或紧急护理中心转诊。
在转诊模式分析上，研究发现患者若首次自我转诊，第二次自我转诊的可能性更大（88% vs 40%；p < 0.001）。在六种 HCP 转诊途径中，初次通过实体 ED 候诊室、门诊 / 初级护理提供者或护士呼叫服务转诊的患者，第二次自我转诊的比例较高。与首次自我转诊的患者相比，所有 HCP 转诊途径的患者后续自我转诊的几率显著降低。进一步分析发现，没有 HCP 在场的转诊途径中，患者后续自我转诊的比例（46.5%）高于有 HCP 在场的途径（37.3%），且其后续自我转诊的几率也更高（调整后的 OR = 1.19，95% CI：1.10 - 1.28）。
该研究首次对虚拟急诊科环境中患者的后续自我转诊模式进行了探索，意义重大。它揭示了患者自我转诊的规律，有助于医疗服务提供者更好地理解患者行为，为优化 VVED 的服务流程、提高患者满意度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也为虚拟紧急护理服务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提示后续研究应关注影响自我转诊模式的因素，如患者满意度、技术接受度、数字健康素养等，以确保虚拟紧急护理能成为传统面对面紧急护理的有效替代方案。
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 VVED 患者就诊数据；从医院数据仓库提取患者人口统计学和就诊详细信息；运用独立 t 检验、卡方检验进行数据描述和比较；使用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患者第二次就诊的转诊途径，且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中调整了年龄、性别、原住民身份和居住地区等变量。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患者首次自我转诊后再次自我转诊，可能表明他们认为 VVED 有用且操作便捷。而初次就诊时有临床医生在场的患者后续自我转诊可能性低，可能与转诊过程中患者参与度低、对服务了解不足或更倾向于临床医生面对面诊疗有关。此外，从实体 ED 转诊至 VVED 的患者后续自我转诊率高，这可能与患者满意度有关，但具体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
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缺乏患者直接反馈，无法确定转诊途径差异是否受社会健康决定因素影响，未考察患者后续就诊的具体症状等。尽管如此，该研究依然为虚拟急诊科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期待未来更多研究能进一步完善对虚拟紧急护理服务的认知，推动其更好地服务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