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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自由放养牦牛（Bos grunniens）放牧对高山鸟类的影响，研究人员以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为对象开展研究。结果发现牦牛影响绿尾虹雉栖息地占用等，其种群密度与放牧强度负相关。该研究为优化放牧管理提供依据。
在广袤的高山草甸地区，自由放养的牦牛与众多野生动物共享着这片土地。然而，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食物需求的增加，畜牧业规模不断扩大，这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高山草甸生态系统中，牦牛放牧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一直备受关注，尤其是对那些珍稀物种的生存和繁衍，人们却知之甚少。
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类，主要栖息于中国西南部高山的草甸、灌丛和裸岩地带，因其数量有限且呈下降趋势，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易危（VU）物种 ，同时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其生存的高山草甸，恰好也是牦牛的主要牧场。长期以来，人们推测牦牛放牧导致的栖息地退化和干扰是绿尾虹雉数量减少的原因，但这一假设从未得到系统验证。为了揭开牦牛放牧与绿尾虹雉之间关系的神秘面纱，来自中国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深入研究，该研究成果发表在《Avian Research》上。
研究人员在四川省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高山草甸展开研究。为了全面了解牦牛放牧对绿尾虹雉的影响，他们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通过红外相机监测（infrared camera monitoring），在 2019 - 2020 年和 2022 年分两个阶段对绿尾虹雉和牦牛的时空动态进行监测。在第一阶段，利用 ArcGIS 10.6 将研究区域划分为 500 m×500 m 的网格，依据植被、可达性和绿尾虹雉的海拔分布范围，分层抽样选取 84 个网格，每个网格部署一台红外相机；第二阶段，选取四个不同放牧强度的区域，随机抽样 44 个网格并部署相机。其次，运用多物种占用模型（multispecies occupancy models），分析绿尾虹雉和牦牛的栖息地占用模式和种间关系；通过核密度估计（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s）和回避吸引比（avoidance attraction ratios）评估二者的时间相互作用；利用随机相遇模型（Random Encounter Models，REM）估算不同放牧强度区域的种群密度。
在物种栖息地占用和种间相互作用方面，研究发现，在 2019 - 2020 年的监测中，共记录到 59 种动物，其中绿尾虹雉在 56 个位点被记录到 599 次独立捕获，牦牛在 31 个位点被记录到 570 次独立捕获。单物种占用模型确定了影响绿尾虹雉和牦牛栖息地占用的生态因素，如坡度、距河距离、灌木覆盖、草本覆盖等。多物种占用模型表明，种间相互作用与草本覆盖、海拔相互影响绿尾虹雉的占用概率，牦牛的存在使绿尾虹雉对草本覆盖和海拔的响应发生改变，种间相互作用是影响绿尾虹雉栖息地占用的最重要因素。
在时间种间相互作用上，绿尾虹雉是典型的昼行性物种，活动高峰在上午 09:30 和下午 14:30 左右；牦牛虽主要在白天活动，但夜间也有行为，其活动高峰在傍晚 18:00 左右。二者的时间重叠系数为 0.831，Wald 检验显示活动模式差异显著。回避吸引比分析表明，绿尾虹雉对牦牛存在明显的行为回避，牦牛的出现延长了绿尾虹雉再次出现在同一栖息地的时间间隔。
关于种群密度，2022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不同放牧强度区域的绿尾虹雉和牦牛种群密度存在差异。牦牛密度与放牧强度一致，而绿尾虹雉的种群密度与牦牛密度呈负相关，在未放牧的 Cuomo 区域，绿尾虹雉密度是重度放牧的 Balangshan 区域的 2.5 倍多。
综合研究结果，绿尾虹雉和牦牛的栖息地占用受多种生态因素影响，且二者对部分因素的偏好相反。牦牛放牧导致绿尾虹雉在空间上回避高草覆盖和高海拔栖息地，在时间上也尽量避开牦牛活动时间。这种时空回避机制使得绿尾虹雉种群密度与放牧强度呈负相关，这意味着牦牛放牧对绿尾虹雉的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
该研究首次系统验证了自由放养牦牛放牧对绿尾虹雉的负面影响，并阐明了其内在机制，为高山草甸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放牧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尽管研究存在样本量、监测强度等方面的局限，但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如进一步研究牦牛放牧对绿尾虹雉繁殖成功率和食物资源可用性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改变种间关系产生的间接影响等。同时，研究结果也为平衡畜牧业生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决策参考，有助于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放牧管理策略，以保护像绿尾虹雉这样的珍稀物种及其所在的生态系统。
